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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底气 文/侯桂新(8)

我的北大终究是一场十六年前的旧梦,只够自己在烟气腾腾的家里偶然回想。那个时代的愤懑、张狂和波希米亚式的放浪形骸,几乎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屏障,阻隔着我对于往事的客观描述。与洋溢着物欲气息和网络符咒的新世纪相比,我们身处的北大多少残存了一些80年代的乌托邦气质,又适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与人文精神的触底反弹,因此在90年代的前几年,以学生社团为主导的北大校园文化竟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三两年间,正统和非正统的北大新社团狼烟四起,山头林立,打着学术、摇滚、延安思想、气功、国情调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栏中彰显他们的力量--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破烂的招贴版上张贴的内容远比今日更为火爆,隐约嗅得出危险的味道,但"整饬校园环境,拆除三角地"的伟大念头还从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学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为"未名湖诗会"的正日子,而北大诗人们遽然摆脱了校园文化的青涩滋味,从诗艺和做派上都明显江湖孟浪了起来。

90年代初期那段骚动不安的校园史,或许部分源自1989-1993年间对北大新生军训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严苛漫长的军政训练没能让"奉公守法"成为北大学生内化的行为准则,倒让不少正处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发憎恶被束缚、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以致于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经常举行"遵纪守法大会",拉一些违规的学生上台给大家"作报告"。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在这一时期迅速瓦解,也让更多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进入北大学生的视野之内。除了法国学校的艺术电影、歌德学院的文化讲座之类西洋舶来品,除了正当红的摇滚乐队如黑豹、唐朝和眼镜蛇之外,《流浪北京》、《我毕业了》、《北京杂种》之类的地下电影开始鬼祟流传,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远的圆明园村落里的流浪艺术家群落,也用他们贫困、混乱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北大校园的文化气质。

2005年末,中国《美术观察》杂志在其视角宏大的《30年美术大事记》中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述:"(1993年)12月3日,应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社之邀,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露天现代艺术展。"在画家们自己整理的《圆明园画家村大事记》中,对这次画展描述得更加详细:"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出面邀请、经北大团委批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了《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北大及社会各界的反响,被称为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这也是近几年在全国高校中举办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览。当时大多数圆明园画家都参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画展被公认为圆明园画家村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于不少曾经参展后来发迹的画家总要在艺术履历上记它一笔,但"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墙之后,迅速追随着时代浪潮向教育产业化转型,而昙花一现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一对它做过漫画式回忆的,是一篇流传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鳖文学青年生涯》。

"九十年代为北大民间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o塔伦蒂诺气质的素材。他们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个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让他在北大的讲坛上舌战群儒,弘扬迷宗的欢喜大法;他们以提高校卫队的文化素质为名,骗取校方的信任为校卫队进行文化补习……"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续冬用他一贯泼皮恶搞的语言风格调侃着,"得亏有这个鸟组织,俺才见识了一大批的鸟人。1992年底该组织捣鼓了一次现代艺术展,把还未到鼎盛时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蓬头垢面、歪瓜劣枣的前卫中青年们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于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这帮艺术家的虱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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