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1974年了。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问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拱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地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思。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作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问: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三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有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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