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始终是轴心,“出梁庄记”有双重含义

很多对您的报道当中都提到“出梁庄记”这四个字是化用了《圣经》里的《出埃及记》,是这么一回事吗?您的本来的构想是这样吗?

梁鸿:本来的构想不是这样的,其实《出梁庄记》原来名字叫《梁庄在中国》,它和《中国在梁庄》完全成为相互呼应的东西,“中国在梁庄”是什么样子的,梁庄在中国又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当时特别得意,也一直觉得特别贴切梁庄在中国分布的状态。

但是出版社觉得在营销上有困难,我后来才认真考虑改个名字也可以,因为毕竟不能让出版社赔钱。后来在起名字的过程中李敬泽老师,他也是对这本书全程参与的,有一天他说还不如叫《出梁庄记》,我当时一听就一愣,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说是否太庄严了,因为有《出埃及记》,你自然会想到那样一个原典的东西,李敬泽老师就说不妨是一个反讽的存在,我一听豁然开朗,《出梁庄记》它确实是有双重含义的,既有《出埃及记》这样一个原典,同时又有中国现实的生活。《出埃及记》写的是以色列人出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寻找幸福生活,显然梁庄人想进城也是想找幸福生活,想找美好的所在地,他找到了什么,就是那种迁徙、那种流散、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可能在这个名词里面能够特别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出梁庄之后他们到底找到了什么,我们都会怀着一种探寻的情感、探寻的目光去看梁庄人的足迹,然后再跟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呼应。我觉得《出梁庄记》还是挺好的,也觉得它能够体现出中国当代农民的那种命运感、幸福的期许感,当然也包括某种破碎之后的失落感,最终找到的是什么,你读完这本书可能有某种感觉,它也形成某种本意的呼应。

《出梁庄记》是写的农民工,就是进城谋生的这些梁庄人,其实农民工这个话题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的话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么一个已经不那么热点的话题抒写它?其实您的《中国在梁庄》出来以后,可以借着这个势头去发展出更多的话题,可能从您的角度能够收获更多。

梁鸿:对,你刚才说的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可能对我来说还没有想到特别多的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利益,比如说找到热点。刚才你问什么促使我去写,我觉得梁庄始终是我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我情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理性思考的出发点,我希望梁庄既成为我的一个情感梳理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我学术的一个出发点,围绕梁庄我希望探索清楚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样貌、样态以及它内部逻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没有考虑到是否有其他的外部因素,所以写梁庄的进城农民或者说农民工,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当然《出梁庄记》并不仅仅写的是农民工本身在城市的东西,背后还有一维是梁庄,我所写的并不只是进城农民进城的那种怎么样拼搏、怎么样奋斗,还包含他们生命结构里面另外的一层--梁庄这一层,就是梁庄是打开的,朝着城镇打开,它是什么样的状态,怎么样打开,可能是这本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维空间,如果没有这一维空间的话,可能梁庄我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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