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革命者是失敗者？
因為功的人走向現世權力，
在現世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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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代在台北火荼展開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很人應該還有印象，那時候批的學生駐滿中正紀念堂台北車站，表達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願望。
所謂學運，在我的學生時代，即台灣的戒嚴時期，是不敢的，這個念頭從未在腦海現。延續保守傳統的法，總覺學生罷課遊行搞運動同洪水猛獸，直我了巴黎求學才改觀。
很人知，一九六八年巴黎發生過一次學生運動，稱為「五月革命」，當時學生領導法國工人包圍政府，巴黎學為運動本部，對社會的影響非常。
我在巴黎讀書時，不管任何一個科系，特別是人文科系，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文學、學等學科，教授在課時會不斷提「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變一個重的分水嶺，六八年前是一個保守的、傳統的法國，六八年後則是一個革新的、前衛的、容納各種法的法國。
【巴黎學運的衝擊】
我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經是五月浪潮發生後四年，學運仍未結束。偶爾在課時，會突聽樓「砰！」的一聲，老師立刻所有學生疏散，後就會擔架躺著一個全身是血的人被送醫院。
學運暴力結合，使我們這些從台灣的學生感恐懼，像是政治暴動一樣。
記憶深刻的是，有些年輕老師或是高年級的學長，會在學生發動罷課時，帶領同學坐在公園或是校園裡，一探討罷課的原因，討論當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個人會表達己的法。我必須承認，這些討論改變了我對學運的法。
在戰後的戒嚴時期，台灣沒有機會瞭解所謂的社會運動，在戒嚴法裡即明文規定不罷課或罷工。所在法國對學運的所見所聞，對我己是一個巨的撞擊，這個撞擊牽涉一個問題：果所謂的民主來於每一個個人對於所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個人意見，那他應不應該有權利或資格表達他的意見？
由於台灣學生來一個較封閉的社會，了法國，對學運會現兩極化的反應：一種是非常恐懼學運，完全不敢參加、不敢觸碰。我記我一留法的朋友，回台灣後擔任政府的高層工，有時候我們談時，會笑他在巴黎待了幾年，博士學位，認一條鐵的路線，就是從裡學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當時台灣學生留學的一種情：我我的專業讀，我不管其他不相干的。
我是屬於另外一種。因為己學的是人文，對於文化的本質有很的興趣，因此對於學運，在某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恐懼、置身外的感覺餘，會有一種奇。
從父母就常對我說：「什麼碰，就是不碰政治。」我很朋友曾經被父母此告誡過。因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年代，使個人對政治會聯一個不寒慄的結局，當時我：「我喜歡畫畫，我喜歡文學，政治無關，放。」
，我還是隱約感覺身邊有一些情在發生。
【巨的靈震撼】
我經常提高中時的英文老師影響我很，他就是非常有名的說陳映真先生。他帶我們讀說、讀現代文學，及讀台灣一本很重的雜誌《文學季刊》，有時候會帶我們戲；我記高一時，我的英文不是很，他帶著帶著，後來已經讀英文版的《異鄉人》。
概在我一時，陳映真老師被逮捕，那個年代一個人被抓不會有報紙報導，不知原因，就這麼失蹤了，接著現各種傳說，使覺很恐懼。在老師被逮捕前的一個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他聊，那時候我已經參加了詩社，對詩有一種很浪漫的法，覺文學就是文學，是一種很唯、很夢幻的追求。當我說我的法時，平日很有耐的老師，卻顯焦慮、不耐煩，他對我說了一句很重的話，他說：「文學不應該那麼，文學應該關更人的生活，走向社會的邊緣，抨擊不正義、不公理的情。」
當時聽了他的話，覺有點反感，老師怎麼這麼武斷，這麼決絕。對於一個充滿文藝學夢幻的年輕人言，陳映真老師的理論讓我覺很受傷。
一個星期後，他被逮捕了，我聽一些傳言，說他立了一個組織，又說他翻譯了馬克思的論著，說他的組織裡的人接連被逮捕了……我了在明星咖啡屋時他的這一段話。
再見陳映真老師時，已經是七年後，他從綠島來，我從法國回來，彼此經歷了一些。我己從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在巴黎時，聽每一個人在午餐、晚餐、午茶時間在談政治，感受六八年後法國人對政治的熱烈激昂，隨時會有一個同學站來高聲朗誦聶魯達的詩。我突發現，革命是一種激情，比親情、愛情、比人世間任何情感慷慨激昂。
對我來說，革命在巴黎的街變了詩句，聶魯達的詩不是詩，是迴盪在街頭的歌聲。
在前幾年映的《郵差》這部電影中，你連郵差受聶魯達詩的影響，因為它不是詩句，是革命的語言，會帶給你一種巨的靈的撞擊震撼，讓你覺放棄一切溫馨的、甜的、幸福的生活，走一個會使己分崩離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種青春儀式】
在法國讀書時，我發現革命有一種很吸引人、但說不來的東西，我從所理解的恐懼不一樣，使我開始跟著的法國朋友，綁頭巾，跟著遊行的隊伍前進。整個五月概是在罷課的狀態，過巴黎的人就會知，五月的巴黎氣讓你不課。後來我發現每次革命、每次學運選在五月，不就是在秋高氣爽的十月，很少有學運選在淒冷的季節，概即使革命選一個氣吧！更有趣的是，有時候同學還會問我：「我今示威，你覺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較？」
原來學生運動不像我像的那麼怕，反有一種嘉年華會似的東西，包括朗誦聶魯達的詩，包括選一件示威遊行的衣服，革命是重新註解的，或許，革命是因為你的青春，並且轉化為一種青春的儀式。
我突懂了某位西方說過的一句話：「果你二十五歲時不是共產黨員，你一輩子不會有希望；果你二十五歲後還是共產黨員，你這一輩子不會有什麼希望。」原來他說的「共產黨」就是革命，講的是一個夢，當你二十五歲時有過一個激昂的夢，一生不會太離譜，因為那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寄託；是二十五歲後，你應該務實了，卻還在相信遙遠的夢，概人生就沒什麼希望了。
從這句話裡，我們革命跟詩有關，跟學有關，它最後導致的是一種巨的孤獨感，因為唯有孤獨感會讓人相信烏托邦（Utopia）。「烏托邦」這個詞是音譯的外來語，但在漢字裡有意思，代表「子虛烏有寄託來的邦國」，它是一個實際不存在，是你裡相信它存在的國度，且你相信在這個國度裡，人沒有階級，人放棄一切己有的慾望完更的愛。唯獨年輕人會相信烏托邦，尋找烏托邦的激情是驚人的。
當我與年未見的陳映真老師碰面時，他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與他辯論詩的意義，爭面紅耳赤，告訴他：「寫詩是一種絕對的個人的唯，我沒有辦法接受你所說的，文學應該有更的關懷。」他不知七年中我在法國經歷的一切，我很少對人說，有在己的說＜安那其的頭髮＞中透露了一點點。
【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國參加的一個政治組織，又譯為無政府主義。這個流派源甚早，在十九世紀的俄國就開始了，創始人是巴枯寧（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這兩個人基本是俄國貴族；許革命運動的發人是貴族，其過程相似：先是對生活感不滿，繼在沉淪糜爛的貴族生活中感存在的孤獨，最後選擇走，例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是一位伯爵，擁有很很的農莊，但是在他的品《復活》中，他重新回顧長過程中身為貴族的沉淪，及擁有土農奴帶給他的不安與焦慮，他決定走。我認為托爾斯泰最偉的品不是《復活》不是《戰爭與平》，是在他垂垂老矣時，寫的一封給俄國沙皇的信。信中，他沒有稱沙皇為皇帝，是稱他為「親愛的兄弟」，他寫：
「我決定放棄我的爵位，我決定放棄我的土，我決定讓土所有的農奴恢復由人的身份。」
那晚信寄後，他收了幾件衣服，拎著簡單的包袱，走了。最後他死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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