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楊結婚了。在一片賀聲中，楊一面高興合不攏嘴，一面向朋友們訴苦——「怎麼辦呢？」楊是公務員，月入不豐，加這一年，為追求這位準新娘，早已花光了他的全部積蓄，現在錢的方還很。算來算，衣服、首飾、傢俱、品，一切均從簡，但即使從簡，仍是必須再辦法籌錢。於是，朋友們義不容辭，這個忙當是幫的。
我一面為楊計算，一面就說我結婚的時候何何。我覺有些，就硬是非經過相當時間後再說，才有味。現在我提十年前，我結婚時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聽了做何感，老朋友卻一定會覺親切，發會的微笑。
那時候，是一九四八年，台灣光復才兩年。我他同在台灣廣播電台做。我們是憑著年輕人來闖蕩的情，隻身來台，說是「四手空空」。結婚的時候，同們先就為我們擔憂來——沒有錢，怎麼結婚？
於是，他們就提議給我們來個會。每位幾千元老台幣，十位即幾萬元。至少買點必須的衣物具。我們兩個「真」商量了一，卻婉謝了。說，了會，將來還不是還？不不。那時，我每月薪水是二點六萬元老台幣（約合現在六百元）。發了當月的薪水，買了一件略微像樣的旗袍料，就已掉了兩萬元。他的薪水比我不了少，概是三萬元譜。我們跑遍了台北市，容易給我買一雙合腳的白麂皮高跟鞋，說湊巧，是兩萬元。這樣結算來，我們二人的全部餘資，就剩了一點六萬元左右。就是說，既不夠再買一件衣料，不夠再買一雙鞋了。
我剩的這點錢，放在錢包裡，老同學澤宜跑來張羅，說：「新娘子不買點東西嗎？我陪你辦嫁妝！太平町（延平北路）東西便宜。」於是，我們煞有介了。結果，我挑來挑，買了一瓶號的Ponds面霜，就什麼不買了。澤宜問我：「怎麼不一買，難還再跑一趟？」我說：「沒有什麼買的了。」其實，就連老同學，不知我竟那麼窮。我手中剩萬餘元，還租件禮服，禮服就一萬元租金，剩點零錢壓口袋，總比花了。
禮服有了，鞋有了，化妝品有了，旗袍有了。當時台工學院的彭院長是我父親的友，是我在台灣僅有的父執輩。我請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紅、粉紅、粉藍、白等等彩色花朵的。比我己買的那件值錢了。我決定先這件做，在婚禮那穿。
結婚，一向是新娘子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了，這才新郎還沒有衣服。那時，他本來有兩套勉強見人的衣服，但是，他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一套太舊，簡直不做禮服穿。無奈，向一位朋友黃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轉借一套，試了試，倒還合身，皮鞋就免買新的了。
朋友黃君是個總務人才。他平常我們一同玩鬧，常表現他安排務的才幹。這時，便告奮勇，替我們負責辦酒席。有些朋友早已動先應送的禮金送來，由黃君統籌辦理。黃君果有氣派，他禮堂訂在「凱歌歸」（「凱歌歸」是當時最高級的宴客處所，位於仁愛路東門旁。）我們先怕錢不夠，不贊。黃君卻很意告訴我們，一切他有打算。所收禮金除掉開銷外，還有盈餘。
現在我們擔的是傢俱了。說，日式房子，傢俱不很重，是內人習慣有個桌椅。尤其新婚後，一定招待朋友總不讓人學日本人，席坐。所，我們黃君商量，由他幫我們買了一個三夾板的圓形几，但卻買不沙發。無奈，向當時電台的業務科王科長裡借來一套，言明數日後，即行歸還。
於日，吉日良辰了。我此無，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親。彭府就是我的娘。彭伯母裡外張羅忙碌，幫我打扮整齊。臨汽車的時候，忽發現我手仍拿的是平常班的那個黑色長方形的公包。說：「這怎麼行？」沒我新郎倆人那麼窮，為是我忘了買了，回身己的一個新的白色皮包拿來遞給我，說：「這個吧！」
我接過來，倒是覺己順眼了。
我們坐車子先台灣攝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從哪裡買的，紅紅綠綠的一堆，實在俗氣。臨時向照像館老闆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色淡黃的馬蹄蓮，非常別緻。後來我那張彩色的結婚照片寄回，中親友來信，一致讚，說台灣的花真！
我照完了像，來「凱歌歸」，在黃君燃放的鞭炮聲中，進了新娘休息室。同學澤宜對著身穿禮服、頭戴花紗的我了一陣，失聲叫：「哎呀！怎麼沒戴耳環？」
「為什麼一定戴耳環？」我說。
「不行，不行。」說，「手光禿禿的，像什麼話？」
邊說邊跑，坐車銅山街的裡，二姐何太太的金手鐲、金戒指、金耳環，叮鈴咣螂的帶來一堆。挑了幾樣給我戴。那真是我有生來，唯一的一次，戴了那麼的金飾！
婚禮進行曲是電台的唱片，經過擴器播放，那倒是最標準的演奏——我，概是波士頓響樂團灌錄的。彭伯伯我帶進禮堂，司儀開始一項一項的贊禮，各項的致詞、行禮、蓋章、奏樂等等，循序進行，直禮，沒有人發現我們的婚禮省掉了一個項目，許有人發現，沒意思提糾正——我們沒有換飾物。省掉這一項目的原因，是我們買不金飾，沒有飾物換。所，先就彼此同意，「免了這項吧！」誰說結婚一定換飾物？不換又怎樣？於是，我們理直氣壯免了這一條。
喜筵開始，寬敞的廳，清清爽爽排開十幾桌酒席。那氣氛，實在很，不像兩個沒有錢的人在結婚。婚禮完畢，朋友們一哄了我們的新房，少數人佔據了借來的沙發椅，數人還是坐在「塌塌米」。我招待吃西瓜。西瓜皮扔在臉盆裡，西瓜水還是弄「塌塌米」處是，後來一直在招螞蟻。
我們的床是向公借的兩張單人床，我它們併在一，變雙人的。面的床罩是他在攤買的紅色絲織的窗簾紗。概是日本人留來的。幅面很寬。我兩幅縫在一，鋪在床，兩邊長長的垂來，不但喜氣洋洋，且十分別緻。朋友們人人說，女同且還決定明逛逛攤，還有沒有類似的簾紗，買來應。
二，朋友黃君撥著算盤，來向我們報帳。朋友送的禮金不少，掉禮堂租金、酒席錢、帳、雜支等等，還剩三萬元。我一，那怎麼行？結婚怎麼賺朋友的錢？人送禮的錢，我們怎麼不吃完，挪做別？於是，在結婚半個月內，我三兩頭請客，直那些剩的錢統統請光，才算放。那一陣，正趕颱風季節，常常雨。一雨，房子就漏。我中間漏雨的方擺滿了洗臉盆、奶粉罐水桶。朋友趕不漏雨的角落裡，讓他們坐在牆角邊，吃我做的「靈感菜」。朋友們完全一副「賓至歸」的樣子，忘了我們本來沒錢，怎麼還直請客？
了，這時，婚給了，禮金花完了；金飾還給了何太太，皮包還給了彭伯母，沙發還給了王科長。我們新房的客廳裡，就剩了一個孤零零的三夾板圓茶几。沒有沙發，光有茶几，真是難。我們向公借了四木製的辦公椅子，圍在圓几周圍。辦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並不妨礙朋友們來聊的興致。他們那居高臨，身坐辦公椅，面對咖啡桌，高談闊論的風采，我至今猶覺歷歷在目。
我們沒有負債，所收禮金完全「取於民，於民」。現在來，那時真有點傻傻氣，糊糊塗，莽莽撞撞。就是因為年輕，凡憑一股衝勁，管他三七二十一，一切傳統的風俗禮節，一切瞻前顧後的法，統統不在我們考慮範圍內。我們的結婚喜帖是一位寫詩的朋友設計的。他厚的卡紙做雙摺的卡片（當時的卡紙很黑，很粗，今概誰不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徵愛情與祝福的木刻畫。裡面的詞句是我們別裁創造的。寫的是：
「我倆決定於X月X日X時在台北『凱歌歸』結婚，歡迎您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過了幾年，我們一直很窮。忽有一，他在電台晚會中摸彩，了一個不銹鋼的戒指。我了，說：「你直現在沒給我一個結婚戒指，不就這個給我吧！」於是，他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後我就一直戴著它。見它的人為它是白金的，且說：「那古怪的花紋，不是本貨色；又那麼寬，一定很重。」
白金就白金吧！本來在我，沒有什麼兩樣。或許，它所代表的意義，比白金還些。
我喜歡告訴人我結婚的時候何何，因為它使那些為沒錢鋪張難過的朋友們，很安慰。尤其是我他現在已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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