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說，或說「形名學」，或說「法術學」，或說「帝王學」，一言蔽，就是「政治學」。韓非是法的集者，其哲學理論致達有系統的階段。其學說惡、變法、守國、富強為基礎，有其獨特的人觀、歷史觀、價值觀與國觀，至尚法、術、任勢三者兼行，是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法，其哲學比前的任何一位法更完。
人觀
韓非的人觀，受其師荀卿影響，認為人有，並無仁義言，更不教禮，「利惡害，夫人所有。」（《難二》），無論父子、夫妻、主僕、君臣、群己皆有利害，別無其他。
「父母於子，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此俱父母懷衽，男子受賀，女子殺者，慮其後便，計長利。故父母於子，猶計算相待，況無父子澤！」（《六反》）即使親父子，是互相利，沒有對等的利益，便互相責怪，「孝子愛親，百數一。」（《難二》）況君臣乎？至於夫妻，靠男女感情關係相結合，「愛則親，不愛則疏」，比父子倫情更脆弱，「丈夫年五十，色未解，婦人年三十，色衰矣。衰婦人，色丈夫，則身疑見疏賤——」（《備內》）夫妻利異。主僕間，是錢財與勞力的易，韓非認為亦無情義言。至於君臣，「君臣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主利滅。是姦臣者，召敵兵內除，舉外眩主；苟其利，不顧國患。」（《內儲說》）不輕信，否則身死國滅，所韓非總結說，「知臣主異利者王，為同者劫，與共者殺。」（《八經》），「故君臣異；君計蓄臣，臣計君。君臣：害身利國，臣弗為；害國利臣，君不行。臣情，害身無利；君情，害國無親。君臣者，計合者。」（《飾邪》）計蓄臣，非無，禁奸邪法。群己間，本就無感情基礎，「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傷，含人血，非骨親，利所加。輿人輿，則人富貴；匠人棺，則人夭死；非輿人仁，匠人賊；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利在人死。」（《備內》）
不管從哪一種關係人，表現人惡的一面。在韓非眼裏，人是無救藥的，有嚴刑峻法禁止他們違規，不求禮愛教化使王。
歷史觀
韓非認為，不「先王政，治當世民」，古、中世、近代，情勢各有不同，治國因應不同情勢，有不同的處理手法。「不期循古，不法常行，論世，因為備」，這是存在決定了意識。至於三王五帝，韓非評為「古易財，非仁，財；今爭奪，非鄙，財寡。輕辭子，非高，勢薄；重爭士橐，非，權重。」，又認為「古者，夫不耕，草木實足食；婦人不織，禽獸皮足衣；不力養足，人民少財有餘，故民不爭；是厚賞不行，重罰不，民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子又有五子，父未死有二十五孫；是人民眾貨財寡，力勞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不免亂。」（《五蠹》），純粹財貨與土的「物」供求情形不同「變法易古」的根據。故韓非譏笑儒者說：「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無易常。』——伊尹母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南面》）
所總括言，韓非因為這類「異則備變」的歷史觀，否定古帝王祟高的說法，不必「法先王」，人是隨著物質條件變化變化，掌握時代，必須因應時代，即因應變化的物質情勢於聖人治中，聖人治的原則，在於「因於世，備適於」，不在「因循法古」。
價值觀
人險惡，會利。利，勢必利害有所衝突，後相爭，引混亂。為了使人人願各為其利，便需一套辦法，有系統維護共同利益，這一套系統，便超越了利益為價值所在，荀卿認為禮為此系統主宰，韓非則認為人惡，禮不足禁，惟有法治民。
法的價值，遠超越人民的生命，為了護法，這些不足持，犧牲。秦饑，應侯請發粟活民，昭襄王否案，認為「發五苑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夫發五苑亂，不棄蔬治。」（《外儲說右》）為了國法「有功受賞，有罪受誅」，寧餓死饑民，不毀法致亂，結論是「生亂，不死治」。法的價值超越一切，包括生命。
另外，護法的目的在於富國。法是富國政策一，其他一切使國富強的辦法，韓非視有價值，且加宣揚實施。反，對國毫無貢獻蠹蟲，「文亂法」的儒，「武犯禁」的俠，致工匠、商賈、說客流，無價值，該任何方法厄殺淨盡。
國觀
韓非認為，國的一切高於社會的一切，但凡對國有利的，農戰，軍爭，會積極提倡。至於提這些富國政策，乃為了使國繁榮昌盛，玫霸。國與國間，並無禮讓，有力爭，這是潮流的發展，「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八說》）既此為「爭世」，國對外，就有靠實力，「力則人朝，力少則朝於人」（《顯學》），決無國際平，亦不宜講仁義辯智，所國的五種害蟲，均須滅絕，免「外不戰，內不守」（《慎法》），終國亡身死。
富強法，在內不在外。國不先在內政求改革、圖富強，在外講策略、縱橫，足誤國亡國，換言，外須內政為盾，富強本，在內政，不在外。故「治強不責於外，內政有。今不行法術於內，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舍必不亡術，必滅，治國者過。智困於外政亂於內，則亡不振。」（《五蠹》）外援不足持，修政玫強，富國法，其本在於鼓勵耕戰與獎勵軍勇，與相反的國害蟲，韓非極力禁止。
「畏死遠難，降北民，世尊曰貴生士；學立方，離法民，世尊曰文學士；遊居厚養，牟食民，世尊曰有士；語曲牟知，偽詐民，世尊曰辯智士；行劍攻殺，暴憿民，世尊曰磏勇士；活湧匿姦，當死民，世尊曰任譽士；此六民者，世所譽。赴險殉誠，死節民，世少曰失計民；寡聞從令，全法民，世少曰樸陋民；力食，生利民，世少曰寡民；嘉厚純粹，整穀民，世少曰愚戇民；重命畏，尊民，世少曰怯懾民；挫賊遏姦，明民，世少曰諂讒民；此六民者，世所毀。姦偽無益民六，世譽彼；耕戰有益民六，世毀此；此謂六反。布衣循利譽，世主聽虛聲禮，禮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害訾，世主壅於俗賤，賤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惡當罪民，毀害在乎公善宜賞士，索國富強，不。」（《六反》）「貴生士」、儒「文學士」、游士「有士」、辯者「辯智士」與墨「磏勇士」及「任譽士」，是國的害蟲，卻受獎賞；死節、全法、生利、整穀、尊、明民，卻世毀。此治國，耕無農，戰無勇，「索國富強，不。」
所「明主國，無書簡文，法為教；無先王語，吏為師；無劍捍，斬首為勇。是境內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者歸於功，為勇者盡於軍。是故無則國富，有則兵強，此謂王資。既蓄王資，承敵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五蠹》）
法哲學的基礎，就在於其黑暗的人觀、變化的歷史觀、重國的價值觀與致強的國觀。這些基礎的思維，使韓非所述的法術勢三者建立不覺其刻薄寡恩。
尚法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姦令者。」（《定法》）理至易明，法就是官方公佈的規則律令，主賞罰來控制。行為合於法的，就賞；不合於法的，就罰。「法」即是「令」，「令」即是「法」，「法令」於官府，即由主與官員公佈實施。至於官員，亦有其法，「臣不越官有功——越官則死。」（《二柄》）所法的集權，就在君主手中。其覆蓋範圍，至文武百官，至庶民百姓，甚至官員的升降職級，至編制，職掌透過決策明確劃分，「明主吏，宰相必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愈治，王。」《顯學》
至於定法，有何標準？首先，法是客觀的，「設於官，命於百姓」《難三》是文的是公佈的，不容許任何人憑主觀意見隨意更改或曲解，且「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一斷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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