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唐肃宗、代宗期的理财名臣。他完了两件：一件是师法五琦所行盐政并加改革；另一件便是师法斐耀卿的漕运并加整理。两者均获良的绩。
讲此处，顺便一谈中国经济史问题——漕运。中国的土，按照经济理说，并不十分理。似一块秋海棠叶，西北往东南一路倾斜，直海，是陆的国。沿海一带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海通不像中海那方便，是相艰难。中国西北是草原，外国防重是在西北。国亦建在西北，从西周始，先有秦、西汉、前赵、前秦、西魏、北周、隋及唐等朝代建西安。至西北的名城洛阳，亦先有东汉、曹魏、西晋、隋、唐、梁及唐等建此。故半部中国史，位关中平原的西北区占了重的位。
中国的河流有东西的通线无南北的通线，势东低西高，逆流。故中国版图虽单纯，但有其不便处。
中国是农业国，产粮食主，各不同水系单位。西北有泾渭系；黄河南北有汾晋系、漳水系、洛水系、济水系；又有淮河系、长江系；长江南有泯江，嘉陵江，洞庭、鄱阳两湖，浙江及珠江等。农业区借不同水系分布各。除东北外，各的人口与生产的分配，均随着的调节相均匀。果垦殖的土少，即人口相应减少；植的土，即人口相应增加；人口，耕不足，使人口往外移。故中国的各水系区均给养。
果某区一旦政治及军的重，人口集中市，便无法给足，靠外的给养。中国秦一统，咸阳中央政府所在，外的人口集中，本给养无法满足，靠外补充，便需东方的粮食供应西方的不足。是便有水运输（漕运）生。此期重的是黄河，长江在经济并不重，是汉水、渭水止。
1.唐宝始重视漕运
隋炀帝业元年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引黄河通淮水。业四年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在洛口置兴洛仓，凡穿3300窖，每窖容8000石，存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运达的米粟。此期水运输虽兴盛，却并非了北方需仰赖南方的米粟。
了唐代，江南户口租调观，此遂几乎有了漕运的问题。玄宗元十八年，因改革漕运受玄宗重视的裴耀卿，他谈南粮北运的情况说：
江南户口并无征防役。但输送租庸调物，是每年二月运至扬州，等四月，才渡淮水进入汴水，但常有感水浅的麻烦。待至六七月黄河口，此黄河水刚涨，等八九月水落，才黄河入洛水。漕河梗，船樯阻隘。因江南人不习黄河水，需转雇河师水手，增加了麻烦经费。由通行的日子少，阻滞的日子，遂河口设置武牢仓，巩县设洛口仓。使江南船不必入黄河，黄河船不必入洛口。水通船运始，水浅则粮米窖存仓待。则船无阻滞，物无耗失。
元二十二年，裴耀卿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运米700万斛，纾解了京长安供应紧张的情形。
元二十五年，始籴法，即由政府钱向民间籴米。但中央政府命令江南各州租米折布匹缴，见中央单靠北方的粟米已足够供应。
根据玄宗宝八年全国各所储存的仓粟统计数量，包括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剑南、河南、淮南、江南及山南各。述各产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关内与河东，更次才是江南及淮南。此推测南北经济情况，北方产粮远比南方丰盛。
直安史乱生，唐室中央政府遂靠赖长江区财富维持国脉，至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财政更依赖南方，此由长江入黄河漕运，遂军国重。
唐代的国在关中的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其土狭，所不足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粟” 。尤其是安史乱，汴渠 的疏浚停顿了八年，造水运输极困难，载重粮船无法通行。
2.刘晏的“缘水置仓”法
了漕运江淮粮秣物资京师，唐肃宗的转运使刘晏驱马峡郊，江、洛水，涉荥郊、浚泽，勘察河，调查访间。刘晏在“兵火，中外艰食，关中斗米千钱，百姓挼穗给禁军，宫厨无兼积”的情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刘晏的转运方针是：
晏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刘晏根据江、汴、河、渭四条河流不同的情况分别置仓，便是所谓“缘水置仓，转相授给”，此设计便是裴耀卿的“节级转输”（即分段转运）的方针基础，针述四条河流的不同习提的。
此漕运布局的设计，使长江—邗沟、汴河—黄河及黄河—渭水三汇处转运仓的建设有所加强。达扬子、河、永丰三仓枢纽的转运线。又分别训练“长江”、“邗沟、淮水、汴水”、“黄河”“渭河”四运输段所需的漕卒漕船，加强各段的运输效率。
刘晏亲督造型漕船2000艘，便扬州至河间使。每船装载江南谷麦1000担（即1000斛），十条船一纲，每纲300人，加篙工250人，扬州派遣将级官员送至河门。十次运送安全抵达，即授优劳官。但由汴水至黄河汛急，运输艰难，将吏经数运，无不白 。
但此船与运纲编制均分别适应述不同河流的水。且刘晏付给造船价往往照价加倍付给，使工人高工资，所造船经久耐，不必常换新船。刘晏一面节省物料，勿使浪费，麻造的纤绳，坏了柴烧，使物尽其。因此，刘晏期“舟车既通，商贾往，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盛” 。
3.唐代漕运的三阶段
唐代的漕运，致分三阶段。
唐代漕运的最初阶段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至高宗及中宗初年。此一期漕运粮米每年不一二十万石已。《旧唐书·食货志》云：“昔贞观、永徽 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二十万石便足。”
《新唐书·食货志》亦说：“高祖、太宗，物有节易赡，水陆漕运，岁不二十万石，故漕简。”
从高祖武德至高宗永徽年间，由漕运数量不，故亦未设专官管理漕运宜，数由户部属的度支水部郎中兼理便。在特殊情况，有灾荒或战争，才临派兼官加“知水运”或“运职”等头衔管理漕运。但任务完便撤销，并非专职。
唐代漕运的二阶段是唐玄宗元二十二年至宝十四年的安史乱前。此一期由关中人口增加，且“狭人稠，耕植不博”，因此需从江淮流域漕运量粟米及物资接济京师区。《资治通鉴》记载玄宗元二十二年，“先是，舟运江、淮米至东含嘉仓，僦车陆运，三百至陕，率两斛十。裴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仓，更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太原仓入渭输关中，凡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知此期每年平均运米230余万斛。《通典·漕运篇》亦云：“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此谓唐代漕运的极盛期。
肃宗、代宗至德宗建中年间，便是著名理财刘晏主持漕运的期。此一期，虽偶有岁运米100余万石纪录，《新唐书》载“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但一般仅岁运粟数十万石已。《旧唐书》记载德宗“贞元十五年，令江淮转运米。每年米宜运二百万石已。虽有此命，运米竟不四十万石”。宪宗元初年，“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宣宗中年间，每岁漕运米至渭仓者，十余万斛已。说是唐代漕运衰落期，直至唐亡。
唐兴衰，实与漕运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