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涼爽宜人的秋日早晨，我母親見王同志。秋是錦州一年中最的季節，暑熱已消，但仍暖，著夏裝。狂捲了半年的風沙，此刻已消逝無蹤。
穿著一件裁剪體的傳統式藍旗袍，圍著白紗巾。為了趕革命的新潮流，剛頭髮剪短短的。在新政府機關的一個內院裡，見有個人蹲在樹，背朝著，正在花台邊刷牙，站在一旁靜靜等候。當那人抬頭時，一張黝黑的臉映入我母親的眼簾，他年約二十七八歲，眼睛挺略帶憂慮。在寬的制服，我母親他很瘦，個頭約比己稍稍矮一點。他若有所思，夢一般的表情使我母親覺他像個詩人。「你是王愚同志吧！我是學聯的夏德鴻。」
「王愚」是化名，他後來為我父親，一九四五年來，他一直是這個區的游擊隊指揮官一，幾前，隨共產黨軍隊攻入錦州。進城後他擔任共產黨市委秘書長、市委執行委員。後來又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主管教育（包括掃盲運動）、衛生、版、娛樂、體育、青年工及收集公眾意見等，是個不的官。
我父親生於離錦州約一千二百哩遠的四川省宜賓。宜賓位於岷江金沙江的匯處，素有長江一城的名，人口當時約三萬人。這一帶方是「府國」四種的富庶區一，溫暖濕潤的氣候很適合種茶。今英國人品嚐的中國紅茶，部分來這裡。
我父親排行老七，有九個兄弟姊妹。我爺爺張德華十二歲開始就在一布區商號當學徒。人後，在同一商號做的哥哥一創業，幾年功夫發了財，買了一座宅。誰知，從前的老闆眼紅他們的就，一狀告官府，咬定張商號的本錢是偷他的，官司一打就是七年。參與審案的官吏，個個貪無厭。張兄弟為了洗清惡名，幾乎貼光了財產、資本，仍未鬥過財氣粗的老闆，爺爺被關進監獄。唯一解救的辦法是讓老闆撤回訴訟，這又花他哥哥一千塊銀元。爺爺獄了，張傾蕩產，僅剩那座宅。他哥哥又氣又恨，加連年勞累，一病不，死時才三十四歲。
我爺爺不不承擔養活兩十五口人的重任。他開始重新經營商號，生意終於在一九二○年現轉機，但很快又陷入困境。軍閥混戰，苛捐雜稅牛毛，再加經濟蕭條，他窮於應付，力瘁，一九三三年正當四十五歲壯年時，就撒手。為了還清債，他們被迫收了生意，賣了當。孩子們從此星流雲散，有的外打零工，有的被迫當了兵——當時處打仗，當兵等於送死。女孩們則盡找個經濟寬裕的人嫁。我父親最喜歡的一位堂姐，當時剛十五歲，嫁給一個比幾十歲的鴉片煙癮君子。轎子抬走那，我父親光著腳，跟在轎子後面跑，不知後還不再見。
我父親幼酷愛讀書，三歲便吟通古文，鄰稱奇。爺爺世二年他十三歲，正在初中讀書，因無錢繼，輟學外尋找生路。又過了一年，即一九三五年，他沿長江，來重慶。這是個比宜賓的城市，他在一雜貨店裡當學徒。一工十二個時，做完店裡的差，還幫老闆打雜。每當老闆坐滑桿在城裡兜風時，我父親就幫他提著水煙袋一路跟著跑。笨重的水煙袋本來掛在滑桿，老闆為了擺闊氣讓人提著，顯示他僱人專門提水煙袋。我父親沒有工資有一張床每日兩餐不果腹的飯，每夜晚，他飢腸轆轆，難入睡。
我父親的姐在重慶，嫁給一位教師。我爺爺世後，奶奶就搬來重慶與同住。有一次，我父親餓極了，跑姐姐的廚房裡抓了一塊冷番薯吃。他姐姐發現後衝過來對他喊著：「養母親已經夠難的了，我再養不一個弟弟。」我父親很傷，奔屋，再沒有過姐。
他向老闆求一吃三餐飯，老闆非但不給，反罵他。一怒，我父親跑回宜賓，處打零工。一找不活幹，一就餓肚子。周圍的人，各有辛酸史。每他步行做工時，總會碰一個賣烤餅的老人，駝著背，瞎了眼，摸索著走。為了招引行人的注意，他總顫抖的聲音唱著曲。每當我父親聽這令人碎的曲子，他就對己說：「這個社會非變不！」
路在哪裡呢？我父親還清晰記一次聽「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八年，他剛七歲。這，他在離不遠處玩耍，忽望見一群人圍在市中十字路口。他從人縫中擠前面，見一個年輕人盤腿坐在，雙手被反綁著。身旁站著手持刀的彪形漢。年輕人向圍觀的人講說他的理——「共產主義」，一講就是一個時，講完後，劊子手舉刀從他背後一刀砍他的頭。我父親嚇「哇！」的一聲手蒙住雙眼，血淋淋的場面令他毛骨悚，年輕人臨刑前的鎮定視死歸，給他留深刻的印象。後來，他聽說這人叫李勳。
三○年代中期，即使在宜賓這樣的偏遠城市，共產黨已組織了一個有規模的組織。他們當時的行動綱領是抗日。蔣介石對日本人佔領東北、侵犯華北實行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圍剿共產黨。共產黨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向蔣介石施加壓力他取消「剿共」聯合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變，蔣介石被他己的兩員將領扣了來，其中一位是從東北撤退來的少帥張學良將軍。後來蔣介石獲釋，部分功勞是共產黨面調停，條件是他答應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蔣介石明知同意這個條件會使共產黨生存發展，但卻不已為。照他來，日本人是「疥癬患」，共產黨才是「腹患」。國、共雖結聯盟，但共產黨在數區仍從工。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許許中國人一樣，我父親對祖國存亡痛疾首，投身於抗日救國活動中。當時他在一售左翼版物的書店當店員，利守夜的機會讀了量左傾書籍。他的另一個工是在一電影院為當時風行的國默片當解說員。他還加入了一個抗日劇團，因為身材瘦削，面且還算清秀，扮演女角。在劇團裡，父親結識了不少朋友，且一次接觸共產黨組織。他對共產黨關於抗日建立公平社會的主張很是傾，一九三八年十七歲時加入了共產黨。當時，首南京剛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落入日本人手，蔣介石政府遷重慶。為保障首安全，國民黨警察特務在四川嚴防共產黨。我父親的劇團被迫解散，一些朋友被捕，有的則逃走了。我父親不知何為抗日救國力，深感憤懣。
幾年前，共產黨紅軍進行了兩萬五千長征，曾穿過四川邊遠區，最後在陝西延安落腳。劇團的朋友屢屢談延安的生活：平等友愛，朝氣勃勃，沒有腐敗，工充滿效率——儼是我父親嚮往的理社會，一九四○年初，他一個人踏了延安途。他先重慶，從一位當國民黨軍官的姐夫那裡弄一封信，通過國民黨控制區延安外邊的封鎖關卡。由於沒有錢，通又不便，他是步行，整整走了四個月，達延安時，已經是一九四○年四月了。
延安坐落在黃土高原，九層寶塔為中，整個鎮是由一排排土黃的窯洞組。我父親就是在這種窯洞裡住了五年。毛澤東他的筋疲力盡的軍隊已分別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來延安，隨後在這裡建立共產黨的本營。延安位於窮鄉僻壤、幾省界方，使共產黨立足。
我父親在陝北公學待了一段時間後，申請進入共產黨最高理論研究機構——馬列主義研究院。入學考試很嚴，但他考了一，這半歸功於他在宜賓書店閣樓日夜的苦讀。一應考的同伴們很驚訝我父親這個「鄉巴佬」居會比他們強，他們部分來像海這種城市。我父親了學院最年輕的研究員。他熱愛延安，發現這裡的人充滿熱情、理且樂觀。共產黨官員們生活簡樸，普通人差不，這與國民黨官員的奢華生活形強烈對比。延安不是民主社會，但與他前的世界來比，簡直是堂。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運動，提意見改進工，叫「整風」。研究院的一群年輕人，包括我父親，由王實味領頭貼字報，批評研究院負責人，求由個人有更的發言權。此在延安引軒波，毛澤東來字報，他很不高興。後來整風演變了整人，王實味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間諜。我父親是研究院參加「市」的最年輕學員，院領導一、中國馬克恩主義理論權威艾思奇一向很欣賞他，說他頭腦敏銳，絕頂聰明。此時他說我父親「犯了一個真的錯誤」。這樣我父親沒被毀掉，但連續幾個月，他他的朋友耳邊仍灌滿了無情的批判聲，說他們在延安製造混亂，削弱共產黨的團結紀律，損害抗日救國的偉業。他們參加一個又一個會議，在會一次又一次我檢討，共產黨領導幹部則一再向他們灌輸：為了救國必須絕對服從黨。
學院關了門，我父親被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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