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離開錦州前，一向同情的組織部長堅持婦聯吸收為共產黨預備黨員。這位部長說該入黨了，因為新方工，那裡不瞭解，入黨會很難。這個決定意味著在一年內，行動證明，就為正式黨員。
我父母加入了一群有一百人的隊伍、往西南進發，數人是嫁給四川人的東北人。為了這次行軍，所有人被編部隊建制，換灰色幹部裝，穿綠色軍服。內戰仍在他們途經的方激烈進行著。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姥姥、夏瑞堂我母親最親近的朋友，車站為他們送行。朋友中有些仍受共產黨的懷疑。離別時，我母親內充滿矛盾。一方面，覺己就擺脫困境，像一隻籠中鳥突破樊籠、飛向一空。另一方面，又覺萬分難捨，什麼時候才再見這些至愛的人。特別是的母親呢？旅途凶吉未卜，四川當時仍在國民黨手中，且行程約有一千哩，真是難置信的遙遠！將來不知己否再回錦州。放聲哭，但又強忍住眼淚，不讓母親太難過。當站台漸漸從視野中消失時，我父親安慰堅強來，告訴「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必須「過五關」，即通過艱苦的磨練，對庭、學業、愛情、生活、體力勞動保持一種全新的態度。共產黨的理論是知識分子應除「資產階級劣根」，向佔人口百分八十的農民齊。我母親已聽過無數次這樣的理論，承認為新中國奮鬥就改造己，剛寫了一首詩，裡面有這樣一句：「脫掉繡花衫，迎接滿的風沙。」但需溫柔體貼，惜沒從我父親那裡。
了津時，沒有火車坐了，因為往南的鐵路因黃河氾濫戰爭破壞已停止運行。我父親建議在津城裡轉轉，紓解一我母親因離別生的哀傷與鬱悶。津是一個港口城市，近代國、日本一些歐洲國在這裡擁有租界。薛珩就曾隱退在津的法租界裡，儘管我母親當時並不知此。這裡一區一區的建築有不同的異國情調：建於本世紀初的巍峨法國式宮殿，明亮雅致的義利宅邸，浮華的晚期洛式奧匈帝國樓，就像各國在這裡舉行了一個彼此炫耀，向中國人炫耀的薈萃展覽。母親在東北慣的儘是低矮、單色調的日本銀行及綠屋頂濃黃色牆的俄國銀行，今這些奇風異格的建築令眼界開。父親是一次觀賞這種景致，往他是在外國文學品中讀有關這些歐洲的建築風格。當他們沿著散發濃烈槐香的林蔭漫步時，我母親感我父親正興致勃勃盡力己的興奮感染給。但仍舊情緒低落，不僅念母親，內還憤憤不平，埋怨我父親不會說一句體貼話，不會表達溫情。
鐵路線的中斷是「長征」的開端，他們靠兩條腿繼續行程。共產黨軍隊忙著向前推進，後方還存在主武裝、土匪殘餘國民黨部隊。我父親這支百十來人的隊伍有三支槍，一支在父親手裡。在每一，當政府派一隊士兵護送，帶著一、兩挺機槍。
他們每必須步行很長的一段距離，背著鋪蓋卷隨身品。對那些打過游擊的人來說，這算是一樁，但我母親從沒有這樣走過，一來，滿腳水泡。了晚，腳泡在熱水裡，按照同教的方法，針頭髮挑破水泡，擠積水。這樣做帶來短暫的輕鬆舒服，但二再路時，卻是一陣陣鑽的痛。不停來，咬緊牙關，掙扎著往前走。
部分旅程無路走，泥土的路晴時還說，一雨就是一片泥濘，又爛又滑。我母親記不清摔過少次跤了。每住，渾身是泥，先找水洗衣服，再弄火烤乾。一連幾這樣折騰來，我母親一住就筋疲力竭癱倒了。一，他們在雨中步行，氣溫高達三十攝氏度，母親內衣被汗水浸透，外衣又被雨水打濕。當隊伍開始翻爬一座三千尺高的山時，渾身已是一點勁兒沒有了，身的背包像千斤重的巨石，汗水混雜著雨水順著前額往淌，眼前一片迷濛，金花四冒。口口喘粗氣，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世界變毫無意義了，剩掙扎，拚命機械抬腳、移步。不容易挪山頂，才稍為鬆口氣：山總該容易些吧？誰知更難，傾斜的山勢，又陡又窄的，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溝，的腿肌發軟、發抖，抖厲害，難舉步，路又滑厲害。幾次，緊緊抱住樹幹，才沒有跌山澗。
翻過山，又是河，水深齊腰。在水中站不穩，了河中間時，一股急流撲來，身體一晃，眼就摔倒，幸旁邊一位男子一拉住了。就在此時，母親望見一位與同等級的女人正坐在丈夫的車裡，母親差點哭來。這位先生我父親一樣，是位高級官員，他們的職位在行軍中乘吉普車或騎馬。我母親經常希望丈夫主動讓搭車，或至少幫帶背包，但我父親從來不開口。就在差點淹死在河裡的那晚，向父親提，他偶爾讓搭吉普車，說己累不了，又經常嘔吐。父親說他不這樣做，按規定母親沒有資格乘車，坐他的車就是「夫榮妻貴」。父親認為他必須破除中國傳統的沾親帶故惡習，且我母親身為知識分子，更就該經受磨練。「那為什麼那位女幹部乘丈夫的車？」母親問，父親解釋說，是一位「老革命」，有特殊理由這樣做。在三○年代就後來為朝鮮首相的金日共同指揮過一支游擊隊，在東北與日本人戰。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歷盡磨難，一任丈夫就是被史達林令處決的。「你不比，」我父親說，「你不過是個青年學生，果別人說你嬌氣，會嚴重影響你的前途，我是為你。」他提醒，是個預備黨員，否轉來正式黨員，還有待批准。「你選擇一個」，他說，「坐車或者入黨，兩者不兼。」
我父親有理。中國革命基本是場農民革命，農民曾有過艱苦的生活經歷，對追求享受安逸的人特別敏感，因參加革命的人按規矩必須鍛煉己對艱苦生活甘飴。我父親己在延安及後來在東北打游擊時，就經歷了這些磨練。我母親懂這理，但在輾轉跋涉、生病、疲乏、流汗、嘔吐、背包像山一樣沉，腿鉛塊重時，就忍不住抱怨丈夫沒有給己應有的同情幫助。宿營在學教室、空來的倉庫或廢棄的廟宇裡，男女擠在一個挨一個睡。當晚，我母親再控制不住了了，一次哭了來。我父親就躺在旁邊，轉身背對著他，將頭埋在雙臂裡，試圖摀住哭聲。我父親馬醒過來，忙手蒙住的嘴，悄悄在耳邊說：「別聲！別人聽見了，你就挨批！」當時被批評是件非常嚴重的。的同志們會說不配當革命者，是個意志薄弱的膽鬼。父親急忙塞一給一條手帕，讓摀住哭聲。
亮後，母親所屬的隊黨支部書記——就是那位渡河時救過的男人，叫一邊說，同志們對他的哭泣有意見，說就像「一個剝削階級的嬌姐」。這位書記不是不同情，但他不不轉達其他人的批評。他說走幾步路就哭，太丟人。從此後，我母親再沒哭過。
這次「長征」最危險的段是在剛被共產黨佔領的山東省境內。這一，當他們在一個山谷裡行進時，一陣密集的子彈從山打來，隊伍立刻疏散找掩體，我母親躲在一塊岩石後面。護送他們的解放軍分路攻擊山頭，雙方互了約十分鐘後，偷襲者逃跑了。有一位戰士中彈身亡，有幾位負傷。動手埋了死者，我父親其他官員馬讓給傷員。
經過四十的行軍若干規模戰鬥，他們達了錦州南面七百哩處的南京市。這裡原是國民黨的首，有中國的「火爐」稱。眼已是九月中旬，還是熱像進了烤箱。他們被編入西南服務團，住進一所營房。母親床的竹涼席有一個人形汗漬印，這是前住過的人留的。從達日，他們接受軍訓練，打綁腿、打背包、頂著酷日急行軍。身為軍隊的一部分，他們必須嚴守紀律，穿粗厚的卡其布軍服粗土布襯衣內褲。制服的鈕扣直扣脖子，熱發昏不准解開透透風。一樣，我母親總是熱喘不過氣來，制服背後一塊汗漬印。他們戴著軍帽，帽子緊緊扣在頭，頭髮不准外露，母親的帽邊一直浸在汗水中。偶爾，他們獲准外，母親做的頭一件就是一子吃幾根冰棒。除了次在津短暫逗留外，同行的些人從沒有過城市，他們對冰棒奇極了，有的人還買了一些，翼翼毛巾包來放進包裡，帶回營房給其他同志。等他們回營房打開包時，驚訝發現冰棒已化水。
除了軍訓就是政治課，講課的是些人物，有未來的領袖鄧平，有後來當外部長的陳毅元帥。我母親戰友們坐在中央學綠菌苗草坪的樹蔭聽課，講演者則站在太陽，一講就是幾個時，深入淺，妙趣橫生，聽入迷。
一，我母親的班進行負重行軍訓練，跑步登紫金山，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