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已不再是避風港。父母顯重重，幾乎沒注意我。父親不是在房間裡踱來踱，就是己關在書房裡。母親不時走進廚房，拿著塞滿滿的字紙簍，團的稿紙往爐裡塞。姥姥像預感禍臨頭，焦慮的眼神直跟著他們轉。我提吊膽觀察著人的情緒，又不敢問。
父母親沒有告訴我幾前他們的一次談話。他們坐在臨街的窗前，不遠處的電線桿架著擴音器，不停呼喊毛澤東語錄，特別是那句：「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些翻來覆的叫聲挑了人們害怕的情緒，掀了某些人興奮的情緒。擴音器還不時宣傳紅衛兵取的勝利果：他們又抄了少「階級敵人」的，砸爛了少「反革命狗頭」。
父親當時若有所思望著窗外血紅的夕陽，良久，他才轉身對著母親慢慢說：「我無法理解文化革命，但我相信現在所發生的完全是錯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人們連最基本的權利保障沒有了，簡直不堪設。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有責任阻止這一場災難，我寫信給黨中央，給毛主席。」在中國，除了向領導者訴外，幾乎沒有其他反映民情、影響政策的渠。現在又有毛澤東改變局勢，因父親向毛澤東書。
母親的經驗告訴，這樣做非常危險。過書的人受打擊報復，還累及全。但一聲不響，兩眼盯著遠處被夕陽染紅的空，竭力壓抑己既擔又生氣又有怨說不清的複雜情感。最後，說，「你這不是飛蛾撲火，取滅亡嗎？」
父親答：「這是場不尋常的火，不知又會有少人遭殃了，我不眼睜睜著火燒。」
母親提高了嗓門，滿是怨氣說：「吧，吧！你不你的命了，你不管你的妻子，這我知。但是，你過我們的孩子沒有？你是倒了楣，他們就是『狗崽子』。你我們的孩子變『黑五類』嗎？」
父親沉思了一會兒，說話了，像在對己說：「沒有人不愛己的子女，『知否興風狂嘯者，回頭猶於菟』。吃人的野獸尚且此，何況人乎？但是共產黨員不比一般人，還別人的孩子。這麼被整的人，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母親站來，走開了。知父親已打定主意，再勸沒。獨一人時，才抽泣來。
父親開始寫信了。他一遍遍打草稿，又揉團重寫。他平時就認真很，一個字、一個標點推敲半，現在寫這封信給毛澤東，更是非同，不僅準確表達他說的話，還翼翼措辭，盡減少潛在的，特別是禍及全的後果。換句話說，他的批評不叫人是批評，他罪不毛澤東。
父親早在六月份就開始考慮寫這封信，那時省裡拋替罪羊的浪潮已經掀翻了幾位他的同，從那時，越來越的跡象顯示，他己將為替罪羊。一，我母親在市中一個顯眼處一張字報，面指名姓說我父親是四川省文化革命的頭號反對派。字報面主批評的是兩件：一是年冬他抵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號角；二是他草《四月意見》，力圖文革局限在純學術討論範圍裡，「轉移鬥爭方向」。
當我母親告訴父親這張字報時，他馬說這一定是省委領導指使的，因為這兩件有省少數幾個領導知。我父親據此相信這些人已打定主意拋他來做替罪羊了，當時各學的學生開始鬥爭矛頭指向省的領導人，中央文革組轉達給學生的訊息比中學生，他們告訴學生說毛澤東真正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的當權派」——共產黨內握有權力的幹部。學生中高幹子弟少，因為數共產黨幹部是在人民共國立後才結婚的，他們的孩子此時還不學的年齡。所學生不必「保爹保娘」，樂意矛頭指向共產黨幹部。
四川省的權力核雖已被中學生無法無的暴力行動弄昏頭轉向，但學生們的進攻才真正使他們驚膽顏。他們覺必須拋一個夠份量的替罪羊來安撫學生。我父親是四川文化領域負責人一，這個領域是文化革命的主攻擊目標，且他向來按己的原則行聞名。此刻正逢最需全體一致服從時，他們覺最這個不聽話的人打啞。
父親的預感很快證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被召參加四川省最有聲望的學——四川學學生所召開的一個會。學生已經開始批鬥校長、教授、系主任等，現在矛頭又指向省領導。這次會名義是省領導聽取學生的批評意見，在市最的「錦江禮堂」內（那時改名「東方紅」）召開。省的領導幹部齊齊一排坐在台，台擠滿滿的。
學生們是來找碴的，廳裡的氣氛不久就沸騰了來。他們一邊喊口號，揮旗幟，一邊往台衝。搶麥克風控制會場。雖我父親並不是會議主持人，但是省領導卻指定他控制混亂局面。當他學生對峙時，別的領導人一溜煙走了。
中國官吏一般保持一種不動聲色、居高臨的威嚴。但我父親卻像個學生一樣跟年輕人對吵，「你們底是受過教育的學生，還是流氓？你們講不講理？」惜他的真誠、無官氣並不為學生所欣賞，反召來更反對的口號聲。後，字報、標語馬攻擊他「列硬頑固鎮壓學生運動」。
這次會了四川省文化革命的程碑。四川學紅衛兵組織因此名「川八．二六」。後「八．二六派」了四川省文革兩支主勢力一，員有數百萬。
就在這次會議後，省領導規定我父親在任何情況不離，理由是保護他。我父親明白他是先被故意拋給學生當靶子打，後又被軟禁在。他馬這些遭遇加進給毛澤東的信裡，一夜晚，他流著眼淚，請求我母親信北京，因為他已失了由。
我母親原先並不贊他寫信，現在卻改變了主意，原因是父親就了替罪羊，孩子們變「黑五類」，吃苦受罪了。不管希望有麼渺茫，北京申訴是救丈夫孩子的唯一辦法，答應父親送信。
八月的最後一，父母房內的喧雜聲使我從神不定的午睡中驚醒。我踮著腳尖，悄悄走父親的書房門口，透過虛掩的門，我見父親站在正中央，幾個人圍著他。我認識這些人，他們是父親宣傳部裡的工人員，此刻個個表情嚴厲，失了平時的笑臉。我聽見父親說：「請代我感謝省委領導，感謝他們的關。但是我不躲來，共產黨不怕學生。」
他的語調雖平靜，但話裡深藏的激動卻使我害怕。這時一個男人聲說：「不過，張部長，你應該相信黨組織。學生會攻擊你，他們不講理，還打你，黨認為你應該轉移安全方。這是黨的決定，你知共產黨員無條件服從。」
一陣沉默後，才聽見父親說：「吧！我服從黨決定，我跟你們走。」此時，母親問：「哪裡？」一個男人不耐煩說：「黨指示，不讓其他人知。」當父親走書房時，他見我，就拉我的手說：「爸爸外段時間，聽媽媽的話，做個孩子。」
我母親隨父親走樓，朝院門口走，沿途站著宣傳部的幹部。我的怦怦亂跳，雙腳就像踩在棉花堆。父親激動不安，他握著我的手，我感覺他在顫動。我伸另一隻手撫摩他的手背。門外停著一輛汽車，車門打開者，顯是在等他。車裡坐著兩個人，一個坐前排，一個坐後排。母親的臉緊繃著，但來並不慌亂。注視著父親的眼睛說：「我一定北京。」父親沒有摟我，沒有擁抱母親，就車了。中國人通常不在公共場合裡擁抱、親吻，即使是在非常時刻。
當時我不知父親被隔離了，聽說這次行動是保護他。我那時才十四歲，還不懂洞識虛偽手法。他們需虛偽，是因為沒打定主意拿我父親怎麼辦。數像這樣的帶走人不是由警察辦的，來的人是父親部裡的屬，憑的是省領導一句口頭命令。
父親剛一離開，母親就幾件衣服塞進一隻提包，說北京。父親的信還是草稿，寫很潦草，滿是塗改處。見來人時，他加了幾句話，就信匆匆忙忙塞母親手裡。
姥姥緊摟著四歲的弟弟方哭了來，我說我陪母親火車站。我們沒時間等公共汽車，於是跳一輛腳蹬三輪車。我又害怕又慌亂，母親沒向我解釋前因後果。很緊張、重重。當我翼翼問發生了什麼時，簡短回答：時就會明白。我一定是覺太難解釋清楚了，我習慣了人說我太，有的理解不了。母親似乎在集中精神思索一步該幹什麼，我就不打攪了。我沒有來的是：己正努力從這團亂麻中理頭緒來。
就這樣，我們沉默緊張坐在三輪車，手握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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