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寄那封信後三午，我響一陣敲門聲。母親打開門，進來三個人，穿著清一色肥的藍色制服，這是那時中國人的標準打扮。我父親認識其中一人，他是宣傳部的公務人員，是個造反派。另一個不認識的、臉疙裡疙瘩的高個子開腔了，說他們是公安局的造反派，奉令逮捕我父親，理由是我父親是「炮打毛主席、文化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另一位個頭短的人走父親兩側，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走。
他們既沒有示身份證，沒有逮捕令，但是毫無疑問，他們是奪了公安局權的造反派便衣警察，顯有權命令我父親，因為他們是父親部裡的造反派一塊兒來的。
雖來者並沒有提那封寫給毛澤東的信，但父親知這封信一定是被截了來——這是不避免的。他已有理準備，因為這封信不僅是對毛澤東、對文革太不敬，且「二挺」現在有了權，令逮捕他。他還是寄了信，不願放過一線希望。眼，他壓制著激動情緒，一言不發隨來人走。門時，他住了腳，輕聲對母親說：「不黨記仇，黨正在犯錯誤，群眾不會允許，無論錯誤有嚴重，相信將來黨會改錯。我離婚，我們的孩子帶。」
我午回時，發現父母親不見了。姥姥說父親被造反派抓走了，母親北京為他申訴了。沒有說是公安局來抓的，那樣的話對孩子來說太怕了，公安局面逮捕比造反派帶走嚴重了。
我跑省委宣傳部問他在哪兒，回答我的是一陣訓斥聲。姚女士最厲害：「你你的現行反革命老子劃清界線！」「不管他在哪裡，是他應的場！」我忍住憤怒的淚水，對這些所謂有知識的人感無比厭惡。他們何須此冷酷無情！即使在那種年月，一個善些的臉色、一種溫點的口氣或沉默不語不是不。
從那後，我開始中國人分兩種：一種是有人的，另一種是無人的。不管他們是十幾歲的紅衛兵，還是年的造反派、走資派，文革動盪使人的本全露了來。
當我跑來跑找父親時，母親正在火車站等火車，準備二次赴京。比六個月前的那一回，的情緒低落。那時，還有一點伸張正義的希望，這次卻十分渺茫。但我母親並不甘就此罷，爭取。
意識此次赴京找一個人——總理周恩來，別人不行，反葬送丈夫、己全人。清楚周恩來比毛夫人的中央文革組溫。他還有權指揮造反派：他幾乎每在令給造反派。
但是，見周恩來就比走進白宮或單獨覲見教皇那樣難。就算順利了北京，了「訪接待站」，不指名姓說見哪位中央領導，因為這會被是對別的領導不敬，甚至是侮辱他們。更焦慮了，特別是離走已被造反派發現了。他們是不准任意門的，許待在裡等著挨鬥。僥倖希望果造反派找不著，會為落入另一夥造反派手中了。
我母親在火車站徘徊。突，見一面旗，面寫著幾個字「紅衛兵部隊赴京告狀團」。旗聚集著二百名左右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舉著標語，說明他們是學生，北京向中央控告「二挺」。還有標語說他們京後會受周恩來的接見。
與對敵「八．二六」相比，「紅」算是溫派。「二挺」明顯偏袒「八．二六」，儘管「二挺」背後有毛澤東中央文革撐腰，他們倆沒樹絕對權威，「紅」不願甘拜風。
此時文化革命已被造反派各派間的激烈武鬥所支配。毛澤東一號召從走資派手裡奪權，這些戰鬥就爆發了。三個月後的今，絕數造反派頭頭表現他們的風完全不同於被趕台的共產黨幹部：他們的是己的權力，並非什麼理、主義，甚至不是毛澤東的狂熱信徒。毛澤東不斷指示他們聯合來分享權力，但他們個個獨吞。他們「打語錄仗」——引毛澤東模稜兩的語錄來互相攻擊。「毛語錄」裡很容易找適於各種情況或雙方各執一詞的話。
「紅」很清楚，打倒「八．二六」，就先打倒「二挺」。他們知「二挺」濫職權報復陷害的惡名。當時這兩人的惡行人盡皆知，有的人不敢明說，但仍有不少人公開議論，甚至毛澤東親對他的支持不足使人們俯首聽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紅」派人赴京告狀。因為「紅」是四川的兩造反派一，人數約數百萬，所周恩來答應接見他們。
我母親跟在「紅」隊伍後面通過檢票口進入車站，見開往北京的特別快車噴著白煙，停在站台。我母親正隨學生登車廂，卻被一個男學生擋住了。那人聲問：「你是誰？你不是我們一的吧？快！」我母親那時三十五歲，當不像學生。
緊抓住車門手不放，喊了來：「我北京，告劉、張二挺的狀，我前就認識他們，讓我車！」男學生著，一臉不相信，這時，從他背後傳來一男一女的聲音：「讓來，聽聽說些什麼。」
我母親擠進了滿滿的車廂，坐在那一男一女間。他們我介紹說是「紅」的參謀人員，男的姓翁，女的姓顏。兩人是學的學生。
從他們的言談裡，我母親學生們對劉、張知甚少。於是講了一些文化革命前宜賓的冤案，提一九五三年挺夫人勾引我父親的。告訴他們，最近「二挺」來我拉我父親他倆合，他嚴詞拒絕了。母親還說，「二挺」現在我父親逮捕了，原因是他寫信給毛澤東，反對任命他倆擔任四川省新領導。
翁顏答應讓他們一見周恩來。我母親整晚在盤算該對周恩來說些什麼、怎麼說。
了北京站，一位總理辦公室的人已在等待他們。代表團被送一政府招待所住，周恩來二晚接見他們。二白，當學生們外時，我母親待在房間裡寫信給周恩來。沒有機會說話，且不管怎麼說需有書面資料。晚九點，學生們一了位於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會堂，這次接見是在四川廳，我父親曾於一九五九年負責該廳的裝飾。學生們圍一個弧形坐，面對著周恩來。椅子不夠，有些人就坐在鋪著毯的板，我母親坐在後排。
母親很清楚的話必須簡明扼有份量。接見過程中，腦子裡一直在轉著己的話，至沒有留意學生們說了些什麼。注意總理的反應：間或點點頭，表示聽明白了，他從不表示支持或不支持，是聽，偶爾說些普通的話，：「按毛主席指示辦」或「聯合」。他的一位助手在一旁做筆記。冷不防。聽見總理像是結束會議了：「還有沒有別的？」我母親立即從座位站了來，說：「總理，我有話說。」
周恩來抬頭望著我母親，顯不是一名學生。他問：「你是誰？」我母親通報了己的名字職務，緊接著報了我父親的名字職務說：「我丈夫現在被打『現行反革命』抓來了，我這裡來是為他伸冤的。」
從周恩來的眼神裡他很留這件。因為我父親是個高級幹部。他說：「學生現在走了，你留來談。」
我母親非常希望周恩來單獨詳談，但覺不讓學生走。說：「總理，我希望留學生在場見證。」邊說邊寫的信請前面的學生傳遞給周。
總理點點頭說：「吧！你說。」
我母親迅速清晰說我父親是因寫給毛主席一封信被逮捕，信中提不同意任命「二挺」四川省的新領導，因為這兩人濫職權，這是他在宜賓親身體會的。除此外，我母親還含混說信中包含了對文化革命的錯誤意見。
無數次仔細推敲過怎麼說這番話，對周恩來實說。但是害怕在場的造反派學生，所不敢一五一十重複父親的信。盡輕描淡寫：「我丈夫有一些十分嚴重的錯誤觀點，但是他並沒有在群眾中散佈這些觀點，他是按照黨章向毛主席陳述。按黨章規定，這是共產黨員的合法權利，不應該據此為逮捕他的理由，請總理維護黨章。」
從周恩來的眼睛裡，我母親他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父親信裡的實際內容，明白我母親不講來的苦衷。他低頭了我母親寫的信，後轉身對坐在身後的一位助手耳語了幾句。這時，整個廳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眼睛著周恩來。
助手遞給周恩來一些紙，面有國務院的抬頭。他開始稍微費勁的方式寫來——他的右手在延安時期從馬背跌落來時摔斷過。寫完後，他字條遞給助手，由這人向宣讀。
字條說：一，張守愚身為一名共產黨員，有權給黨中央寫信，不管信的內容有什麼錯誤，不為定反革命的根據；二，張守愚身為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必須接受群眾的審查批判；三，張守愚的所有問題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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