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間，毛澤東努力建立他個人的權力體系，所有像我父母這樣的犧牲品置於一種前途未卜的狀況不斷的折磨中。毛澤東是不管受害人有痛苦的，人們不過是他棋盤的車馬炮卒子。不過毛的目標不是滅種屠殺，我像許其他受害者一樣，並沒有被蓄意餓死。我的父母仍按月領工資，儘管他們不僅沒有工做，且是鬥爭折磨的對象。省委食堂還是照常營業，一方面讓造反派吃飽搞革命，一方面給我們這些走資派庭飯吃。我們所有城市居民一樣，有配給的東西。
城市裡的人什麼工不做，搞革命，但毛既中國人互相鬥爭，他們活。他保護了精明幹的總理周恩來，使經濟夠運行。他清楚儲備另一位一流的治國人才，防周恩來有何不測，所他保證了鄧平的安全，毛澤東不讓中國分崩離析。
但是，當他的革命沒完沒了時，經濟部分陷於癱瘓。城市人口增加了幾千萬，卻很少蓋新住宅，公共設施更別提了。幾乎所有的東西——從食鹽、牙膏、衛生紙、布匹各種食品，不是憑票供應，就是完全從貨架消失了。整整一年內，在買不食糖，半年裡竟買不一塊肥皂。
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學生們不再課了。教師不是被批鬥，就是組了己的造反派。不課就表示沒有人管，但是年輕人利這種由幹些什麼呢？沒有書、音樂、電影、戲劇、博物館、茶館，幾乎沒有什麼路子消磨時間——人們偷偷打撲克牌，當官方沒有明說打。跟絕數革命不一樣，毛澤東的革命叫人無所。結果，當紅衛兵就了許年輕人唯一做的。暴力批鬥會、寫標語、喊口號、武鬥等了他們唯一發洩青春活力的方式。
加入紅衛兵並不是強迫的，隨著舊共產黨體制的土崩瓦解，政權對個人的控制鬆弛了，人們有獨行的機會，許人是懶懶散散待在裡做「逍遙派」。精力無處發洩的後果一是瑣碎無聊的爭鬥，暴戾氣取代了文革前的祥、講禮貌的氣氛，街處有人吵架。另一個後果是，沒有人管計劃生育，文革中人口猛增兩億。
一九六六年還沒完，我們姐弟就結束了當紅衛兵的日子。那時，父母當了「階級敵人」，兒女被求劃清界限，有不少人確實這樣做了。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寫了字報揭發父親。我認識的人中，有人改了姓，示與父親脫離關係；有人從來不望被關的雙親；還有人甚至在會批鬥己的父母。
母親處在父親離婚的巨壓力。一，問我們的法。繼續父親在一意味著我們會變「狗崽子」，我們親眼見過這類孩子受歧視虐待。但是我們說，不管怎麼樣，我們跟著父親。母親說很高興，為我們感驕傲。我們對父母的忠誠在他們遭受迫害時變更加強烈了。我們痛他們受的苦，欽佩他們的骨氣，厭惡迫害他們的人。在文革這場動亂中，我們對父母滋生了一種新感情。我們迅速脫離童稚，姐弟間沒有嫉妒、競爭、口角，沒有一般十幾歲孩子通常的麻煩，沒有他們的歡樂。文化革命摧毀了我們正常的青春期，使我們早熟。
在十四歲時，我對父母的愛是超乎尋常強烈，我的整個生活圍繞著他們。每當他們短暫在時，我總是注意他們的情緒，盡力讓他們開。在他們被關押來時，我不斷見那些惡狠狠的造反派，求見父母親。見不見，我設法讓他們知我是麼愛他們。我因此在父母親部門的造反派中了點名，引迫害我父母的那些人惱怒。他們恨我，還因為我有意顯不怕他們。一次姚女士對我咆哮，說我不造反派放在限裡，進省委宣傳部入無人境。他們的憤怒使他們在一張字報造謠，說「紅」為我父親治病是因為我引誘了翁。
除了父母，我部分的由時間朋友們一度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北京回來後，我胖、的女友青青一塊了郊外一飛機維修廠，在那裡待了一個月。那時我們沒幹，正毛澤東又因為工廠變革開展不來年輕學生「煽風點火」。
我們三個姑娘在工廠唯一煽來的風、點來的火是一群伙子的注意。他們屬於該廠正陷於癱瘓的籃球隊，我們一郊外散步，享受片早春蠶豆花的濃香。很快我父母的情況惡化，我就回了，毛澤東的命令參加文革的義務一古腦兒拋開。我胖、青青及籃球隊員們的友誼保持了來，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還有我姐姐鴻我們學校裡的幾個女孩子，們比我年長。我們經常在各裡聚會，一待就是一整，有時乾脆留宿。除此外，我們無做。
我們對哪個籃球隊員喜歡哪個姑娘談了又談。焦點是隊長，一位長很帥的十九歲男孩，叫「山」，他不愛開口，姑娘們就猜他底是不是喜歡青青。青青非常喜歡他，每次見他前，總是緊緊張張那頭垂肩的黑髮洗了又洗，梳了又梳，仔仔細細又熨又拉的衣服，漂亮些。甚至還撲了一點粉，擦了一點口紅，炭筆輕輕畫眉毛。我們友善跟開玩笑。
我被山先生吸引，一他就跳加速，有時夜裡醒來會見他的臉，感渾身發熱。時不時，我還喃喃叫他的名字，害怕或擔時，會言語同他說話。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他、對朋友，甚至對己表露過這種感情，是羞澀著他。我父母的遭遇支配了我的生活，支配了我的思，我不允許己一點己的，這是對不爸爸媽媽。文化革命剝奪了我正常的少年生活，使我沒有過拌嘴、耍脾氣男朋友的少女生活。
但我並不是沒有虛榮。我幾塊蠟染的抽象派圖案式的藍布片補已褪色灰白的褲子膝蓋部，叫朋友們一見就笑。我姥姥莫名其妙說：「誰女孩子像你這身打扮的。」但是我堅持穿，我不是己打扮漂亮，是跟別人不一樣。
一位朋友的父母是名演員，一，告訴我們：他們雙雙殺了，因為無法忍受批鬥。不久後，另一位姑娘的哥哥殺了。他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一些同學被指控組織反對毛澤東的政黨。警察來抓他時，他跳三樓窗戶。他的夥伴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判處終身或長期監禁——這是對付任何組織反對黨者的通常處罰。極嚴的懲罰使組織反對黨的情形很少發生。悲劇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胖子、青青其他一些朋友的庭沒有遭殃，他們一直是我的朋友。迫害我父母的人權力沒無孔不入，沒有給他們施加壓力。當，朋友們仍因不隨波逐流承擔風險。像千百萬人一樣，他們奉行中國傳統德：「雪中送炭」。他們的友誼使我熬過了文化革命最黑暗的歲月。
們給了我很實際的幫助。一九六七年底，「紅」開始進攻由「八．二六」派控制的省委院，我們那座公寓樓被改建堡壘。我們奉令從三樓住宅搬隔壁那幢樓底層的一套房間。
我父母當時正被拘留。照例我父親單位本應負責這次搬，但是現在他們是簡單令我們走。那時根本沒有搬公司，不是朋友們幫助，我們就連床沒有了。即使此，我們僅搬走最必需的傢俱，父親那些笨重的書櫃放棄了，我們挪挪不動，更不說抬三樓了。我們的新原屬另一個走資派，他原佔有兩套房間，現在讓一套給我們。院的房子就這樣重安排，騰空樓的房子制高點。我姐姐我合一個房間，我們總是死死關著那面對著荒廢後花園的窗戶。因為一打開，淤塞的水惡臭味就會充滿屋子。晚我們躺在床常聽院牆外面高喊投降的聲音，還有不時的槍響聲。一晚，我被玻璃破碎聲驚醒，原來一粒子彈穿窗戶，嵌入對面的牆壁。奇怪的是，我並沒感害怕。生活中的恐怖太，子彈已經失威懾力。
我開始在閒暇時寫古體詩。一首令我滿意的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十六歲生日那寫的。當時的氣氛照常是很黯淡，沒有人幫我慶生，我父母在拘留中。晚，我躺在床，聽著遠處的槍聲、造反派的擴音器聲及令人毛骨悚的叫罵聲。對我言，此刻是個轉折點：過的教育使我相信生活在人間堂——社會主義中國，資本主義世界是黑暗的獄。現在我問己：果這是堂，獄又是什麼樣子呢？我真一還有什麼方比這裡更痛苦。一次，我覺憎惡己的社會，渴望有另一種選擇。
不過，我在潛意識裡仍避免指責毛澤東。從我孩提時代，他就是我生命的一個部分，他是神，是偶像，是主宰，我活在世的意義他息息相關。幾年前我還會高高興興為他犧牲。現在雖他的魔力已不前，但他仍是神聖的，不容置疑的，甚至在此刻我沒有反對他。
就是在這種黑暗中摸索、探尋的情，我了我的詩，描寫過那種被灌輸、單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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