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了我的。十年的時間裡，我不願往。一九八八年，母親英國來我。生平一次給我講姥姥一生的遭遇。回後，回憶洪水湧，年未流的眼淚淹沒了我的。我決定寫《鴻》。往已不再痛苦不堪回首。我已找了愛充實，境已平。
我走後，中國發生了翻覆的變化。一九七八年底，共產黨摒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挨整的人們（包括我書中的「階級敵人」）平了反。這些人中有母親在東北的朋友，他們在一九五五年被打為「反革命」。現在他們庭不再受歧視，他們不再做繁重的體力勞動，分配了較的工。許人被邀請參加了共產黨，當了官。我的舅姥爺玉林他的妻兒於一九八○年從農村回了錦州。他當了一中藥廠的會計科長，妻子做了幼兒園園長。
被整的人恢復了名譽，重新做了結論，放入他們的檔案。整人的舊結論被取燒燬。火焰在中國陸每一個單位燃，吞蝕了一張張薄薄不眼，但卻毀掉過無數生命的紙。
母親的檔案很厚，滿是對在青年時代國民黨關係的猜疑。現在所有這些坑人的話化為灰燼。取代的是兩面結論，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結論明確說對的懷疑是錯的。的庭份從怕的「軍閥」換了無害的「醫生」。
一九八二年，我決定留居英國，這在當時是個不尋常的選擇。母親認為這會給帶來工的不便，就申請提前退休。一九八三年，的求獲准了，有女兒住在海外並沒有給帶來麻煩，是在前，這是不了的罪。
中國的門越開越。我的三個弟弟今在西方。京明在英國搞他的科學研究。黑從空軍退伍後當記者，現在在倫敦。他倆結了婚，各有一子。方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學拿國際貿易碩士學位後，今在一法國公司從商。我姐姐鴻是我們幾個兄弟姊妹中唯一留在中國的。在中醫學院做行政工。八十年代允許營企業時，按政策許離開醫院兩年協助興辦一服裝設計公司，這是一嚮往的職業。兩年期後，選擇營企業的興奮冒險呢，還是國機構的按部就班鐵飯碗。選擇了後者，丈夫「眼鏡」在銀行做管理工。
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已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倫敦，一封信一星期，母親從街郵局發傳真給我。無論我在世界何，直撥電話回給母親。電視有經過篩選的外電新聞，跟官方宣傳摩肩接踵。主世界，包括東歐蘇聯的革命與動亂，報導了。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我每年回探望母親。每次我不勝驚喜發現：毛澤東治生活的主特徵——恐懼——已在戲劇慢慢消失。一九八九年春，我從中國南部遊歷北部，為寫《鴻》蒐集資料。在安門廣場，我目睹了示威隊伍。使我深深震動的是，恐懼似乎被忘一乾二淨，百萬人中居沒幾個感危險迫在眉睫，數人在軍隊開槍時像吃一驚。我在倫敦電視開槍殺人時，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真是我跟千千萬萬人尊為解放者的人所的命令嗎？恐懼回來了，但沒有毛澤東時代那種無處不在、摧毀一切的強力量。今的政治灌輸會議，人們公開指名議論黨領導人。由化的過程不逆轉，是毛的臉還俯視著安門廣場。
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使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為一部分功勞歸於外國貿易與投資，全國各官員平民爭先恐後歡迎海外商人。一九八八年，母親回錦州，住在玉林。那是套狹、簡陋的公寓房子，旁邊有個垃圾堆。街對面聳立著錦州最高級的賓館，那裡每張宴席款待海外投資者。一，我母親一個人走宴會廳，被恭維的人群簇擁著，他正給人們他在台灣的豪華住宅汽車的照片。這人是母親念中學時的政治主任。四十年前，就是他母親送進國民黨監獄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