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叫蘇格拉底的老頭，你概不認識。
他已經七十歲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鬍子。在牢裏關了幾了；明後等船回來，死刑就執行。這清晨，他剛睡醒，一格窗子透著一點光，非常希臘的空。
克瑞圖是個有錢的老朋友，已經滔滔不絕盡了口舌，懇求蘇老頭逃獄。「錢，包在我身」，他說，「更何況，你死了，誰來照顧你的孩？」
是蘇老頭頑固很，他一本正經的說：
「雅典政府『妖言惑眾』判我死刑，固不合理，但是我果逃獄破壞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於其人『惡』還治其人，使我己錯了。你知，兩惡不一善。
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的時候，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或者循合法的途徑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反抗的方式破壞它。讓雅典人殺我吧！我願意做一個受難者死，不願做一個叛逆者生。」
蘇老頭仰頭吞了毒藥死，黃黃的藥水流來，弄髒了他的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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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個人叫梭羅，喜歡獨來獨往。三十歲那年，一個人森林湖畔搭了個木頭房子，耕活。有一次在樹林裏升火烤，差點康考特的林子燒了一半。
這黃昏，正在散步的時候，梭羅被抓進了監獄，理由是他拒絕付稅。他認為政府他繳的錢支持戰爭（國人欺負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違他的個人良知；他立即的、反抗的行動來抵制他認為是錯的法制。
「面對不合理的法制時，我們應該盲目的遵從嗎？還是暫且遵從，同時慢慢的循合法途徑改革？還是立即的反抗，來抵制、破壞這個法制？」
梭羅問著，他的回答理直氣壯：
「盲目的遵從是最低級的愚蠢，不必考慮。尋求改革途徑，時間拖太長。人生有少日子？又不是吃飽飯沒幹，一晚綠頭蒼蠅似的改造社會。人生在世為了生活，不是為了改革。所對付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最的辦法就是立即的抵制。」
梭羅並沒有盡興；在牢裏興奮的睡了一夜，二就被那個慈善腸的老姑媽代繳了稅金，贖了。倒是一百年後，在古老貧窮的東方，有個叫甘的人盡了興，帶了千萬個人「立即的抵制」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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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恨分明的紐約最近了一個人物。戴著金絲眼鏡、很文靜秀氣的葛茲坐在夜車裏，一回泡個熱水澡。四個年輕的黑子圍了來，跟他五塊錢。紐約的人知，五塊錢的一步概就是頭五個窟窿。那個臉有條疤的傢伙個月才一支槍抵在一個老女人的脖子，搶走了一條金鍊子。
但是文靜的葛茲怎麼辦呢？沒有警察來保護，沒有乘客敢幫助——他畢竟應該，蘇老頭所說，做一個守法的受難者，還是梭羅所說，做一個違法的反抗者？換個問法，他畢竟應該任這四個人他毒打一頓、刺兩刀，後警局報案；或是應該拿手裏所有的武器打擊敵人，使己為法紀的犯人？
戴眼鏡的葛茲在搖搖晃晃的車中站來，說：
「我給你們一人五塊！」
他連發了五槍。有疤的那個被打中脊椎，半身癱瘓，他今年才十九歲。葛茲，在裏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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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個中國人，你或許沒聽說過，叫張系國。他坐了計程車，惡司機不但繞了路，還車來打架。這位高級知識份子的張博士居撩袖子來跟司機當街對峙來。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來了，卻認為，打架是不應該的，若輪他，就該讓司機給打傷了，再告他傷害罪。
就是說，萬一給扁鑽刺死了，那麼就由未亡人法庭告殺人罪，皆歡喜。
一個制度無力保護個人的時候，個人沒有權利保護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則言，我們不容許個人的「執法」。果每個人拒絕繳稅，果每個人拿槍來像約翰韋恩「壞人」給「幹」了，果每個人撩袖子來打架；我們或許就回了原始蠻荒的時代，人人靠一己的齒尖牙利，適者生存。法制所重，我們說，是因為它使齒不尖、牙不利的渺的個人獲保障。
是，果「法」的存在是為了「個人」，為什麼「個人」卻經常為了「法」犧牲呢？對於梭羅言，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益，但當他在爭取個人權益的時候，政府反懲罰他。對於葛茲言，他保護了己——達了「法」的目的，卻同時犯了法。有蘇格拉底那個老頭，他根本就放棄己、犧牲個人，所與法相安無。
當所謂「法制」已經為一個巨的、僵硬的方格子，每一個血做的「人」鎖在一方方格子裏的時候，這個法是不是違背了當初所有它的本意？當一個警察老百姓讓惡人打傷了再報案的時候，人是不是已經「文明」糊塗，忘了「文明」畢竟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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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我很怕談「愛國」，因為我知當群眾對「愛國」認真來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國」就為一頂帽子，壓死許不那麼狂熱的個人。談愛國，我寧一個人山撿拉圾。
我怕聽人說「學校榮譽」，因為我知，為了這麼一個抽象的框框，有少「不聽話」、「不受教」的學生受殘酷的壓制，少特立獨行的個人被塞進框框裏，呼吸不，動彈不。
我更不忍聽人宣揚五代同堂的德。在那個諧的表面，有少半夜的嘆息、破碎的夢、解體的個人意志，一切為了一個抽象的理、一個原本造福個人往往犧牲個人的制度。
法制、國、社會、學校、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辭後面是一個極其龐權威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的求個人接受、遵循。
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所存在，難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告訴我。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國時報「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