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從車窗望見的雪，我才認為我是真正回了我的北方。
我這個北方的兒子對雪有著一種對母親般的親情。一見雪，我是格外了。離不過兩個月的時間，我卻覺像兩年那麼長。
哈爾濱——北京————北京——哈爾濱，兩個月內，竟沒往裡寫過一封信。不知母親是怎樣日日夜夜為我的安危提吊膽呢！「串聯」是我的一次遠足旅行。它使我親眼目睹，全中國確是「亂」了。據說亂是，暴露階級敵人，鍛煉革命左派。我，十七歲的我，無疑是受了一次鍛煉的。碼我懂了，鮑紅衛類，是應謹慎提防的。「張珊」「姚舞」類，是應不與往的。對於亂，哪怕是因己引的亂，不怎麼驚慌了。這一點，差不是當過紅衛兵或雖未當過紅衛兵但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一代人的共。
「就憑這個陣勢還嚇倒人啊？老子文化革命中領教過！」
在後的一些的亂的場面，我常聽我的同齡人們這麼說。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意味。
文化革命、「串聯」是對我們共國的一代人的徹底放任的「集訓」。形了他們與八十年代的青年風骨氣質截不同的區別。有人將一代紅衛兵貶為「狼人」。這觀點挺解恨，但並不完全正確。歸根結底，他們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文化革命的許許罪惡，倘全栽在他們身，則無論怎麼解釋不夠圓其說，順理章。他們正是他們的親身經歷，向歷史證明——文化革命不是任何意義的革命。在全中國對文化革命進行嚴肅反思的人們中，一代紅衛兵的反思尤為獨特。他們的反思具有最屬於他們的頭腦的深刻。我在一本什麼刊物曾見過羅丹那著名的雕塑——思者的攝影，我欣賞了很久。思者——這才更是一代紅衛兵中仍未背棄對我們共國的深厚感情的一批人的象徵、倘剖開他們的膛，定會捧一顆滾燙的。這內凝聚著一種使命——制止文化革命的重演！……
當列車馳松花江橋，我不由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那一年松花江封遲。江島沙灘被雪覆蓋潔白無瑕。江水一點兒波浪沒有，像快凝固了的岩漿一樣緩緩流。絮團似的雪花一接觸水面，便消失無影無蹤。
江畔人跡寥寥，顯那麼冷清。
我覺缺少了些什麼，就問借給我衣穿的那個同校的紅衛兵，「你江畔是不是缺少了些什麼？」
他便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說：「真的，是缺少了些什麼啊！」
於是人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
「咦？青年宮前的鵝雕塑咋沒啦？」
「江畔的雕塑怎麼沒啦？」
原來缺少了的是一尊尊很的雕塑。
在我們這些哈爾濱市的紅衛兵們離開它兩個月的時間內，江畔的雕塑統統被砸毀了。扔江裡了。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發議論：
「他媽的，準是外紅衛兵幹的！」
「未見，很正是我們哈爾濱紅衛兵幹的！」
「哈爾濱紅衛兵外砸。為什麼外的紅衛兵不哈爾濱來砸？其人，還治其人身嘛！」
「『四舊』砸，別見什麼砸什麼呀！鵝雕塑算『四舊』嗎？」
「那廣州的『五羊』算『四舊』嗎？不是砸了個稀巴爛嗎？」
「媽的！幾個湖北紅衛兵，分手時囑咐我一定在鵝雕塑前照張相寄給他們，砸了我還照個屁！」
「這就叫不破不立嘛！」
列車已經開過江橋了，仍七言八語。彷彿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是斷斷不會允許那些很的雕塑被砸毀扔松花江裡似的。我，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那些很的雕塑注定了難逃厄運。說不定他們還親動手砸。砸，是文化革命中的一種普遍的情緒，謂「革命」情緒罷。不砸，或者阻止他人砸，倒是會顯「別有」了。任何的東西，是的東西，當年抵與「革命」格格不入。總找極正確的「革命」的理由砸它個稀巴爛！包括花鳥蟲魚。
「哈爾濱站」四個字是早已被「東方紅城」取代了。列車在「東方紅」樂曲中抵達「東方紅城」，令人格外引一種波動。於我那衝動的原因卻很單純——管它叫「哈爾濱」還是叫「東方紅城」，總歸是了！
站台兩面旗幟迎風招展。一面旗幟寫著「八．八團」，一面旗幟寫著「紅色造反團」。兩團的儀仗隊肅立在站台兩側，間有一段暫時「平共處」的神聖距離。列車剛一停穩，兩團儀仗隊同奏兩團團歌。
我們為詫異，不明白勢不兩立的這兩派組織，究竟為何抬舉我們這些「串聯」歸來的雜牌軍，此隆重迎接我們。一個個從車窗探腦袋，受寵若驚。
卻白白浪費了一陣感情。迎接的並非我們，是兩團各的赴京談判代表。我們這些雜牌軍，與名揚全國的兩派組織的赴京談判代表同車歸來，夠使我們很感榮幸的了！
兩團的談判代表們當沒跟我們這些雜牌軍混在一。
各包了一節車廂，且享受著臥鋪的舒適。在北京主持談判的是周總理。據說兩內談判了三次。據說他們當著總理的面互相拍桌子。激怒了總理。總理後來拍了桌子。毛遠新當時是「八．八團」的頭目，「紅色造反團」的頭目一是他們的赴京談判代表一的馮昭逢，則是烈士遺孤。據說還是總理的「義子」。名揚全國勢不兩立的兩派組織的頭目們赴京談判代表們非等閒輩，就難怪總理在百忙中抽時間親為他們主持談判了。
兩團赴京談判代表踏他們各包的車廂，走向兩團的儀仗隊員們，紛紛與握手。紛紛說：
「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敬愛的周總理支持的是我們！」
「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肯定了我們鬥爭的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說的差不是同樣的話。就無從知，毛主席黨中央究竟肯定了他們哪一派？談判的結果究竟圓滿不圓滿？倘說圓滿吧，他們那種相互敵對的態度絲毫末減，一從前，分明在北京的談判桌並沒有達什麼今後團結一致的協議，更沒有當著周總理的面握手言，倘說談判破裂吧，聽他們那些話，又彷彿對談判的結果感十分興奮。
從車站樓內擁了他們各的團報記者，圍向他們各的代表，一手拿本兒，一手拿筆，提一串串的問題，飛快記錄著。
「你對今後的鬥爭形勢怎麼？」
「前途是光明的，路是曲折的。」
「你認為中央『文革』內部存不存在著尖銳的鬥爭？」
「無奉告。」
「我們『紅色造反團』有同『八．八團』實行革命聯合的嗎？」
「這個問題應該向他們提才對！我們『紅色造反團』絕不同堅持保皇派立場的組織實行什麼所謂聯合！這是我們永遠不會放棄的鬥爭原則！果他們重新選擇他們的立場，我們舉雙手歡迎他們回真正革命左派的陣營中來！」
這一邊兒在答記者問，那一邊兒則在發表演說：
「我們『八．八團』絕不會重新選擇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的立場，乃誓將文化革命進行底的革命立場。除了這唯一的立場，我們別無選擇！誰誣蔑我們是保皇派，我們就義無反顧充當鐵桿保皇派！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不是我們『八．八團』的恥辱，是我們『八．八團』的莫光榮！……」
這一邊有人十足的外風度含沙影。那一邊有人傑的演說風度慷慨陳詞。兩邊照相機的閃光燈頻頻閃耀。情形使我們這些車的雜牌軍歎為觀止。對兩邊打眼兒裡肅敬，造反造坐包廂車進北京，由周總理親面從中調解談判的份兒，才算不枉「造反有理」了一次啊！
除了兩派赴京談判代表的兩節車廂，其他車廂沒開門。乘務員們似乎早有思準備，手攥著鑰匙守車廂門口，等兩派前來迎接的儀仗隊員、記者簇擁著他們各的代表，熱熱鬧鬧離開站台，才打開車門。
雜牌軍們爭先恐後往車跳，往站口跑，兩派在站外繼續什麼名堂，什麼熱鬧。
我跟著人流跑，擠。
義利著名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在他拍攝的一部影片中，運了一個情節形象揭示了人的這種愛湊熱鬧的理：年輕的男主人公本是為著追蹤一個兇手才進入遊樂場的——台現代派歌手們在癡狂演唱搖滾歌曲。其中一名歌手將電吉他連摔帶踏弄四分五裂，拋向觀眾，於是觀眾發了瘋似的奪搶，人壓人，腳踩手。搶奪烏煙瘴氣，於是主人公在那樣一種氛圍一時忘了尋找殺人兇手，撲前奪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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