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史達林主義的影響，並由此追溯俄國革命法國革命的是非功過。更的人不會這樣麻煩耐，乾脆「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反思了「產生」，就不迴避「結束」。既產生是有原因的，那麼結束必有原因。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動退歷史舞臺，必武力除——這就是當今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來在這一邏輯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於各的造反，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於外國軍隊的佔領。粉碎「四人幫」基本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平。標誌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依託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了實權轉移，過渡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本較低的一次我更新危機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麼？果說「權力鬥爭」「全民發瘋」，那麼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果說「專制主義」或「史達林主義」，那麼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麼力量克服且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有賴於社會勢的緣聚則生水渠。個人在歷史進程中誠重，但對於一個體積龐的國來說，其相對的效概率必定微。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誠重，但往往需更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離不開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說，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化肥」「化肥」的系統佈局建設，沒有雜水稻為代表的良種推廣，縱有後來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餘，那麼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後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難像——這一類不容忽略。
但這裡說及思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一九七六年四五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潮，不是從掉來的，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文革」勢已。在此前，一九七三年廣州李一哲的字報呼籲民主，一九七四年張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當時全國各活躍著眾異端思群落，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的文學團體（見文），在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則有各種「讀書組」從政治社會的批判思考。陳益南先生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提供了一份生動翔實的親歷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的迷惘最終清醒。這些顯示，當年的安門件並非孤立件，其背後有廣闊深厚的民間思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者組了火運行。
新思潮民主、由、法制、人、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其產生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政治狂熱，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不窮，迫使很人進入了對政治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的指揮棒，是因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痛銘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頭。胡耀邦後來為黨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後來為黨內「人主義」的倡導者，顯與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過政治迫害的更人，對「文革」隔膜日深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了更為廣泛巨的價值離力。七十年代中期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後的「學熱」、「藝術熱」乃至「傢具熱」——海品牌的手錶行車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尋歡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描寫的一夥軍幹子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教條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及利。「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說，具有革命理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雜逐步消長的特徵，兩者一直形內在的緊張頻繁的震盪，使解放與禁錮有異常的高峰表現。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主政敵失勢後仍發運動，是「權力鬥爭」說難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造反有理」，「發動廣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後兩年裡甚至使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由，言論由，全國串聯，基層治，雖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後來政策進退失據，反覆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言，反叛精神平等目標的合法還是了曖昧的延續，字報等手段獲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了活口。迴盪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安門運動，及後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一九六八年全國亂被叫停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後的萬馬齊喑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對「文革」的反對，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新思潮並不是對ＢＢＣ或者ＶＯＡ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為社會支撐，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歷史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了正面的思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見。
正因為此，有很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進行，且即使是異端思潮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裡，民主從來沒有標準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崙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並沒有因此一筆勾銷歷史，並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不見。古希臘的民主制與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不乏劣跡傷痛，但後人並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的一題一名實，為某些書生最難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後一方面，反叛精神平等目標既有了合法，就固化一種全社會的理勢，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極權軌並非沒有。回顧當時眾異端人士，我們即使西方某些最傲慢最挑剔的眼光，不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年後，市場化進程中冒很群體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方的貧富分化權力腐敗，懷念著前那種領導與群眾間收入差別很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布票一樣的日子。為「文革」的遺產一，這種「懷舊」現象引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許，這種「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義，在一定程度正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義，為我們留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後視鏡。
【舊營壘的恢復】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於軟弱姑息（見楊凱一九六七年文）。這從反面洩露一個實：由黨政官員及知識分子組的層精英群體，當時雖受了重挫，但並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局。實，正像陳益南在本書中描寫的那樣，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全國恢復秩序際，受衝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了實際主體，並沒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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