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當時中央規定，「革命委員會」的組人員「三結合」，有解放軍的代表參加。但那個「三結合」原則，是在政府權力機構中才實行，在企業、業單位中立的革委會，則無須軍代表參加，不過，必須有原來的黨政領導幹部代表參加，不由造反派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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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全面勝利的造反派，在局已定後，便按照中央的佈置，開始了奪權活動的最後階段：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打倒一批冠「走資派」帽子的領導幹部，選擇一批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加解放軍的代表，造反派便按中央的規定，完了「三結合」的新的政權結構。
海市革命委員會，「一月革命」發源的「新生紅色政權」，是全國的樣榜。尤其在那裡，「三結合」的政權結構中，造反派的頭頭們，是革委會的統領核，是政權的主領導者，原市委副書記馬水解放軍警備區司令，是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的副手，屈居「三結合」中的二、三位。這，更令各的造反派頭頭們羨慕讚嘆不已，因此，「走海路！」是各造反派頭頭們的願追求。
，不知為什麼，極力號召與支持造反的毛澤東主席，在「一月革命」後，卻又改變了主意部署。除了海外，中央不再讓其他方的造反派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充當首領，是將其降三位。革命委員會的一手，不是軍人，便是原來那個區、那個單位的領導幹部。當，這些領導幹部必須是擁護文化革命路線的。繼海市革命委員會後，中央直接領導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立了。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權，卻並不在造反派手中，中央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任了市革委會主任、原北京新市委二書記吳德等領導幹部，則做了副主任，因，實際是由他們這些老幹部執掌了北京市的權。在全國赫赫享有盛名的「首三司」學生紅衛兵造反派頭頭蒯富、韓愛晶等，則不過被封為革委會的「常委」已，連副主任沒有份。這個革命委員會構模式，被造反派稱為「北京路」。
造反派頭頭們奪權後，渴望走「海路」，建立造反派為主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但，中央卻讓「海路」為一個特例，不讓它為全國的樣板。相反，中央使「北京路」的革命委員會構模式，具有了典範指導的意義，讓除海外的各省各區，按這個模式組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造反派頭頭們無奈何，雖他們非常眼熱海市造反派們那威風十足的位，雖在此後的七、八年中，直至四人幫覆滅造反派的全面垮臺為止，他們始終沒忘記「向海學習」，爭取「走海路」。，毛澤東的權威，誰敢藐視？誰敢不照辦？！因此，奪了權的造反派在新政權中「屈居」末位，且是極不穩定、充滿艱險、幾幾伏的末位。這種情況，在面的文字中，讀者將品味一些。
很關於文革的品，在談及造反派奪權、掌權後的情形時，海市造反派實際控制了革命委員會權這一點為模式，當的推套各各類造反派的頭，其他方的造反派描繪「抖」了十年威風的新貴。其實，那些品的撰寫者，並不真正瞭解文革具體發展的歷史，尤其不瞭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命運。在長達十年的文革中，全國沒有哪一個省或區的造反派頭頭，像海的王洪文、陳阿等那樣，耀武揚威的在政治舞臺連續十年一直春風意。不論是北京的蒯富、山東的韓金海、新疆的胡良才、河南的唐歧山、湖北的夏邦銀、還是湖南的唐忠富、江西的塗烈，廣東的劉繼發、浙江的翁松鶴、江蘇的華林森等等。雖這批造反派頭頭的政治命運，最終像王洪文們一樣，徹底完了蛋。但，他們的倒霉，卻在四人幫覆滅前，早已有過次，並非像王洪文們那樣，一九七六年十月才算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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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長沙市立了革命委員會，一手是解放軍四十七軍的一個師長級軍官。市革委會的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全是解放軍代表。有一位文革前便是共產黨員，又是「勞動模範」的造反派頭頭，則在幾「市革委會副主任」椅中，坐了最後席。
接著不久，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立，，在中央批准的名單中，解放軍四十七軍黎軍長擔任了革委會主任，支持了造反派的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則為二、三手。中間還有幾位軍人，包括原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亦是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名單中，最後是造反派的兩位頭頭胡勇與葉衛東，即「工聯」「湘江風雷」兩組織，各有一位。
原省委一書記雖沒有被宣佈為「劉、鄧、陶」的人，但被排除在省革命委員會外，被中央召北京了。省委二書記則慘了，他莫名其妙被扣「叛徒」的罪名，加「劉、鄧、陶」的代理人與「走資派」這二頂「帽子」，於是被公開點名予宣佈打倒。一場新的批判劉鄧路線、結合批判原省委一書記、二書記等「走資派」的運動，在省革命委員會立前後，便已展開轟轟烈烈。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的權威。
但是，確定誰是「走資派」，誰應真正在政治予「打倒」，職務給予罷官，不僅僅是停留在喊喊「打倒」的口號，寫寫攻擊字報方面，這種權力，造反派們並不擁有。
哪位省委書記列入「另冊」的真正權力，在毛澤東與中央。
在文革中，沒有哪一位省委書記是真正由造反派「打倒」的。造反派不過是在實質執行中央、中央文革的意圖已。有時候，當造反派企圖按己的意願，「打倒」某個省級黨政官員，中央卻無此指示時，造反派便會遭中央的制止。
造反派原沒有放在予打倒的省委二書記，竟被中央列予「另冊」的首位，造反派幹了幾個月，拼命打倒的湖南省軍區司令，卻由中央圈定為「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對此，造反派們無奈何服從。因為，這些做法，屬於「毛主席的偉戰略部署」，造反派們對這「偉戰略部署」雖莫名其妙，但，理解罷不理解罷，有服從的份。否則，注定倒霉的命運，會降臨更早更快。
貌似氣壯山的造反派，其為所為的程度，其實遠遠沒有報刊電臺宣傳的那樣威風、有力。表面，造反派像是歷史那些行其是的義者，實際，他們卻並不真正具備有獨立。他們每一個步驟，嚴格受制於中央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受制於中央的每一項規定命令。當有些頭腦發熱的造反派們沉湎於確信「者，我們的，國者，我們的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問蒼茫，誰主沉浮？！」的豪邁樂觀意境中時，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曾對這些幼稚的法，毫不含糊挑明告誡了，說紅衛兵不毛澤東還是在為共產主義者前的那些語錄，生搬硬套為紅衛兵今行動的口號。顯，周總理的意思是說，今的情況與二十年代初中國的局面是不相同了，那時，是軍閥混戰割據，今，已經是有共產黨的領導了，哪怕就是現在的文化革命運動，是在共產黨己發動領導進行的，所，一切行動，必須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不搞各為所為的無政府主義！這個意思的字報與傳單，我曾過幾種，是不同場合講的，說法文字有不同。現在宋永毅所編的那套文革資料庫中，找二份這個意思的講話。其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中，他說：「『者我們的』那幾句話，連主席己不來是那裡說過的，後來才有同志說是『五四運動』那時，一九一九年《湘江評論》主席的文章裡說的。主席說，那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時代嘛，那時我們是一批愛國主義者，有什麼共產主義思呀，怎麼亂引呢？那裡邊沒有階級的，『者我們的』，無產者說這話，資產階級說這話。主席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主席是很嚴格的……你亂他的東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啊。」其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在接見西安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西安同學的講話中，周總理再次說了：「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評論》提：『者，我們的。國者，我們的國……』這句話是對當時形勢提的。今後我們不再提了。」
既造反，又必須服從。這就是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應有的準則。
但，這是一個矛盾。
因此，造反派們從本質，便注定了己的倒霉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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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青年近衛軍回己單位時，公司裡的各造反組織，已各取消了己組織的旗號，聯合為了統一的造反組織「工代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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