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們做了那「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說來真是「憐」，雖從理論（任命與撤消此職的文件時間）說，擔任此職名義有七、八年，實際真正在位行使權力，先後斷續總計不二年的時間，幾乎來不及做什麼，沒久就不停陷入政治反覆中。那對我唯一的處，是讓我歷經了許一般人難有的豐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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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原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他是一個在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前在部隊搞政治工，轉業後我們公司擔任黨委書記。他是一個腸善良、毫無野但文化程度很低的領導，且，顯他還遠沒有適應方工的靈。選擇他為「三結合」的對象，既是支左部隊老喻他們的考慮，是我們造反派特別是龐達明他們的決策。
龐達明比我十歲，亦是一個不三十歲的年輕人，是我們的哥、長兄，，他在各方面比我熟，考慮問題，工力遠遠在我楊金河。他原是「勝利」攝影社的一名攝影師，造反後，由於他庭身是工人，己又言善辯兼有氣魄，並擅長組織，因，他為了公司「工聯」組織方面的頭頭。在社會「工聯」與「湘江風雷」兩派造反組織有一些分歧時，我、楊金河龐達明亦免不了有略許不同政見的爭執，但他並不由此攻擊我們，相反，在籌建公司革命委員會時，是他在人選問題，堅定了支左部隊老喻的選擇。
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被我們結合進了革命委員會，當，他獲這種位的前提，是必須支持造反派，至少，在公開的場合，有這種表示。公司黨委副書記江山，則被列入了「走資派」的另冊，被我們宣佈予「打倒」。不過，這個所謂「打倒」，就是不讓他再在公司領導機構中有任何位置，同時命令他公司屬的商店做普通工人的工，至於他的黨籍、幹籍、黨委副書記的薪水，仍一概未動。那時，中央從來沒有達一項何處理這些被我們造反派宣佈打倒了的所謂「走資派」的政策，造反派不擅處理這類，所，所謂「打倒」，是一時不讓他們掌權了，暫時擱著，原封不動。至於黨籍，那時除中央與軍隊系統外，全國基層的黨組織停止了活動，所，原則既沒誰加入黨，沒有哪個「走資派」會被開除黨籍。工資呢？那時，造反派頭頭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升官不發財，糧食還減來。」我原來是工人，按國規定的工種口糧標準每月有三十五斤。當了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則調為二十七斤的所謂「幹部口糧標準」了，但工資卻誰動不了，因為中央早就了文件宣佈文革期間凍結所有人的工資，均不升不減。所，我做了公司革委會副主任，仍是每月二十元的學徒工資。楊金河、龐達明他們每月不過三、四十元。但，不再做黨委副書記的「走資派」江山，口糧因為放做工人增為每月三十五斤，他那每月一百元的工資，則照拿不誤。
當，在精神，江山我們則是完全相反的感受。我們即便沒有什麼物質的利，但，我們覺己是勝利者，有了這一點，生活水平再降些，我們不會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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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公司的造反派為什麼打倒黨委副書記江山呢？
江山是解放後入黨的領導幹部，沒有任何歷史問題，又是公司的二手，為何將他為「走資派」打倒？
我，應該是這麼幾點原因：
一，是最重的一點，即在文革中「現行問題」。江山雖對我們造反派不取公開對抗，但卻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的舉動，是隨流，任我們造反派何就是；，他與公司內的保守派方面的人士，聯繫卻非常密切。當，這種聯繫密切，就並非硬有什麼反對造反派的活動，是原來級工關係的所致。但是，公司保守派的種種反對造反派的行為及江山與他們的關係，卻不不使我們造反派對其猜疑，將江山列入「保守派」後臺名單。加，黨委書記章忠全卻是明確公開「亮相」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相比，江山難逃造反派攻擊。
二，江山雖是二手，是他在公司的資歷，比後來從部隊轉業來的章忠全深，且，江山算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他的工力遠比章書記強，章的文化很低，身體又不，常休病，所，公司面主持工的實際是江山。既主持工，所文革前那些年中，無疑總會或正確、或錯誤打擊一些人、傷害一些人，積怨不少。文革一來，那些曾受過他打擊或傷害的人，對他發洩不滿，發洩積怨。所，打倒江山的字報與呼聲，在公司群眾幹部中，比對章忠全的。這便了打倒江山的所謂「群眾基礎」吧。
三，按中央號召的文革造反運動，總有所結果，總對當權派們的什麼問題在字報中搞搞「綱線」，總揪與打倒一些什麼「走資派」才行，不，何來體現文革路線的正確與必呢？我們公司的黨委正、副書記與正、副經理（那時沒有什麼「總經理」一詞，再的公司，是「經理」）幾個領導中，休病的休病，「亮相」的「亮相」，這「走資派」的帽子總有人戴才行，於是，我們選來選，覺有打倒江山最合適。實際，他那些什麼「走資派」罪名，積怨問題，並沒有什麼特色，是領導、官僚者，包括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十年中每人總會積累不少，因此，字報所說的江山的那些個問題，根本不是打倒江山的理由，但卻是一個必的砝碼。
實際，文革中，基層各單位與各方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其被「打倒」一段時期的原因，體是此模式及原故。
但是，被中央打倒的那些個「走資派」，情況卻不同。
顯，中央有中央的「打倒」標準，即是中央己的「人異常變動」需。
凡屬中央管轄的幹部官員，不是造反派所何就何了，相反，是中央何，才會何。例，湖南造反派，包括老造反派「高司」在內，當初是一致打倒省委一書記張平化的，是，搞來搞，中央宣佈決定的文件中，二書記王延春卻了「劉、鄧、陶在湖南的代理人，是湖南黨內走資派」，沒有了張平化，讓張留在了北京，後又派回湖南做省委書記。又，湖南造反派們喊著「砲轟、油炸、打倒」的省軍區司令龍書金，中央卻一個指示，就說服造反派，讓他做了湖南省革委會的副主任，不是被打倒。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了反文革組的「七二○件」，因此，全國的造反派遊行示威，聲援湖北造反派，打倒武漢軍區司令陳再；是，毛澤東卻在後，又筆一揮，令公開稱「陳再同志」，於是陳再便沒有倒於造反派衝擊，造反派就不再喊打倒陳再了。相反，在武漢「七二○件」中的文革「英雄」王力，一個月後卻了受審查對象，給逮了來。文革中雖「打倒」了那麼高級幹部，但說，除了海外，沒有一個是由造反派決定打倒的，是中央所定的盤子所致，造反派頂是統統造了一番「打倒」的字報一類輿論罷了。文革發生的造反活動，有群眾運動的份，但從根本說，卻是被中央文革在「運動」，不是現在很人為的那樣，夠是一些在文革中為所為的真正意義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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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革命委員會有十五名委員，但，實際，是由主任、副主任在執掌實權，其他普通委員權力並不。是在重問題需集體承擔責任時，公司革委會才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讓每一個委員發表己的意見，並參與決定與否的表決。數時間，便是由我們幾個主任、副主任決定處理完。
龐達明龐哥實際是我們的核，忠厚的章忠全主任並沒有統率我們的力，果，不是中央省革命委員會的規定，非原黨委負責人在革命委員會中擔任一手，那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職務，肯定是龐達明的。
按照省、市革命委員會結構模式，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是設置了四個職機構，即政工組、生產指揮組、辦組、人民保衛組，將原公司機關的各種科室全部予撤消，科長們統統靠邊站，像普通幹部一樣，被我們安排新的職機構中，或放基層單位做工人。撤「科」為「組」，當時似乎是一種革命的象徵，「科長」似乎就是舊官僚，「組長」則像革命。
我們四個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則各分管一個「組」。龐達明當是執掌重的政工組，我則由副主任兼人民保衛組組長，楊金河兼辦組組長，另一個原中層科級幹部劉正湘，則負責公司的生產業務，做生產指揮組組長。
推選我當保衛組長，概是覺我在武鬥期間，是一個喜歡舞刀弄槍的青年近衛軍員，算是對「武」行當熟悉一點吧。我，對這個職務開始是很滿意，雖說，我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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