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法是，中共「九」是文革路線的頂峰際，但當時，我們卻真真切切反開始朝倒霉的方向轉折了。實際，發動文革與參入文革的人們，其思與經歷的軌跡並非相同，是各有各的情況。基層老百姓被捲進「造反」的人，與高層發動文革的人，其實法目的是不一樣的；是有時在文革某一階段，他們行進的思，重疊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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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九次全國代表會，是毛澤東檢閱與慶祝文革勝利果的一次程碑意義的重會。在這次會，文革路線被再次肯定頌揚，高層的文革路線領導人（包括林彪軍人集團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文人集團」）一一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甚至像王洪文、王秀珍這樣一批因造反執掌了方權力的、在文革前卻僅僅是一般工人或基層幹部的人，當了原來令我們老百姓仰視的中共中央委員。這一切，不僅使我們歡欣鼓舞，認為從組織路線肯定保證了文革與造反的勝利，這樣我們造反派便從此高枕無憂，不再擔被原來的當權派打什麼「反革命」、「右派」類了；甚至我們還為一個「新紀元」開始了，我們這些造反派則是這個「新紀元」中的有功臣、「開朝元勛」。不，僅僅造了二、三年反的王洪文等人，為何竟當中共中央委員這樣的「官」呢？這是人老紅軍通過爬雪山過草，歷盡千辛萬苦冒過無數次的槍淋彈雨九死一生後，才有獲的位呀！
現在國內外很研究或描寫文革歷史的人，概像我們當年的認識水平，為造反派在「九」後變了新的權貴，執掌了芸芸眾生的命運，享受了新官僚的榮華。所，至今為止的一切反映文革造反派的文學品電視電影中，造反派們了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耀武揚威並意洋洋的傢伙。
實際，「九」竟了一個轉折點。
那後，造反派的厄運便一個接一個的開始了。在全國，除了海造反派情形的特例，除了一些頭面人物王洪文、王秀珍及各省有中央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外，「九」後不久，在不一年的時間內，造反派們便先後開始一一被趕了權力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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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革命委員會是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立的。它的立，標誌著文革奪權的功：由市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原中共長沙市委與市政府（人民委員會），為了全市政權機構。
市革委會中雖有相當的造反派代表，市革委會四辦機構——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辦組——中，其副組長有造反派代表。但是，組長們卻全是軍人，由支左部隊派的解放軍軍官擔任。市革委會的主任是一名軍人，十來位市革委會副主任中，是軍人，或原老幹部，造反派代表則有一名工人與一個農民。
實際，從省與市革命委員會立後的人員構中，預示了造反派們的運，是走頭了。
在中共「九」中，湖南的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做了中央委員。這件開始確令我們造反派們高興了一陣，，既造反派進了中央委員會，那造反派的的確確是革命派的結論，不就像鐵鑄一樣硬梆梆的了嗎？什麼「右派、黑鬼、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就從此將被扔進太平洋，永遠與造反派無關了嗎？
，夢還剛剛開始，厄運就已臨頭。
「九」召開那，市內各單位紛紛組織了慶祝遊行活動，是市革委會統一佈置的。其實，就是沒有市裡的佈置，各單位會發慶祝。因為，文革開始，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中央的重精神發佈，面單位就組織一番歡慶。這迎「九」的活動，更是搞早搞久，在「九」召開前的半年中，各種迎慶就已有準備，專門的迎「九」歌曲、舞蹈，早就被教唱、排練了。有一首迎「九」的歌，傳唱很廣，至今還記幾句：「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迎九，我們放聲來歌唱……」
我們公司革委會組織舉行了慶「九」的遊行，帶著幾千名職工打著紅旗，扛著慶祝「九」召開的紅布橫幅，敲著鑼鼓，熱熱鬧鬧街遊了幾圈。是，龐達明、楊金河與我，不，這是我們組織的最後一次群眾遊行活動。
「九」後不久，市革委會派來了一個工組我們公司，說是精簡機構的調查，領頭的是一名身著軍裝的團職軍官。但他們一公司，卻不理會革委會，卻處找人秘密談話。
公司革委會的正、副主任們有些緊張來，不知這個市革委會的工組搞什麼名堂，但又不敢問。因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內查外調，已了一件常。被調查者，最是做一副「中無冷病，膽吃西瓜」的態度，否則，人反會更懷疑你有什麼問題的。
與此同時，街不時張貼了一些字報與標語，宣佈某某單位的某某原造反派頭頭，被撤消其擔任的各種革委會（從省、市革委會基層單位革委會）內的職務，被宣佈已將其隔離反省，甚至被宣佈進行逮捕，關進了監獄。
因為什麼問題呢？
是武鬥中的。或指控其指揮了某次死了人的武鬥件；或指控其是殘暴的打人凶手，並毒打過少少黨員團員；或指控在武鬥中打死過人，或指控其是在武鬥中批准了殺害保守派「俘虜」等。還有一些，則是或因其庭身不的問題，便說其是混進新生的紅色政權的「階級異己分子」；或揭發其文革前就犯過什麼錯誤，不做革委會員，等等。總一句話，是逐步將文革前的或正常狀況的人標準，又當了衡量革委會員的尺度。
在戰爭時期，一個解放軍戰士若是在戰中打死過少敵人，那是做為戰功來獎勵的。文革中造反派的武鬥參加者，開始為己是同解放軍，是在響應中央「文攻武衛」的號召，便在武鬥戰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武鬥，還爭著送死，有的己確亡命於武鬥中。誰知那結果，後來卻是，若是知你打死過人，則就是了罪行，那就請你坐牢、判你的刑，甚至還被槍斃的。
一街工廠有一個在長沙市頗有名氣、外號叫「玉米王」的造反派頭頭，首當其衝，被撤消其區革委會副主任職務，並策劃武鬥殺人凶手的罪名，關進了監獄，判了十幾年的刑。
一國營電機廠的革委會委員李某，被人檢舉說，該廠一個保守派幹部的死亡，是李某指使打死的。於是，李某被撤職、入獄，鐵鐐銬了幾年，差點槍斃，直一九七三年才宣佈是冤案，予釋放。
最讓造反派們關注，讓我產生了焦慮的是，我原參加過的造反組織「青年近衛軍」的頭頭「海司令」，因一件涉嫌他負責的、其組織員在武鬥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殺人罪，給關進了市公安局的守所監牢，進行審查。
那時，我們公司楊金河剛剛新婚，他的岳父原做過一段國民黨時期的警察，因此，有人貼了他的字報，說他階級立場有問題，是「向國民黨投降」，不應再做革委會副主任。
原為是有中央指示做的，就是革命行動，就是功臣；原為造反派就是新幹部，是文革新時代的元勛，是，風向卻在悄悄的變化了，讓人感，判斷情的是非標準，又開始復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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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段時間，傳來了一些消息，說是將我們公司與另外一個商業公司合併，並且調整公司革委會的組人員。
很快，消息了證實，我們公司與那個商業公司合併，改為市綜合公司，兩個公司原有的革委會全部撤消。於是，我們公司革委會立不一年，便不復存在了。我頭的這頂「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職銜，僅僅戴了幾個月，就在所謂機構調整中，悄沒落。
新的綜合公司革委會暫不立，由市革委會任命的一個七人領導組負責管理公司，那個工組的正團職軍官，便擔任這領導組的組長，兩公司原來的革委會員，有二人進入了這個新的領導機構，雖說是造反派員，但是文革前的中共黨員、幹部身份。我們公司革委會正、副主任五人，則全部臺。其中，原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章忠全，先是被調學習，幾個月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又將其貶市裡一個汽車停車場守門。龐達明、楊金河則被放回原基層單位做工人，另一名劉姓副主任，因原是機關幹部，便發配市革委會辦在外縣的五七幹校。我雖被留在公司機關，仍在人保組，但沒有任何職務，新調進一個原做過保衛科長、參加過保守派組織的幹部，做了臨時負責人。
所沒讓我回機修廠當工人，留在新公司的人保組，我，概是因我年輕，又是庭身，尚考慮做「革命接班人」的緣故吧。但是，為何又撤消我的革委會副主任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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