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五．一六」運動，是文革中一件離奇的。讓千萬的紅衛兵鬧造反，但那幾十個狂熱極左紅衛兵的活動，卻不知何故，竟導致了中央高層長久的關注，且，為此還在全國範圍內搞沸沸揚揚，並累及了那麼無辜的人們。特別是國內形勢已趨向平靜了的一九七一年中，卻仍又在全國掀清查運動，且其聲勢更、範圍更廣，真令人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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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運動結束後，我獲了人身由，回廠裡繼續做我的機修工。是，沒幾個月，又來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是中央指示的。
所謂「五．一六」，始不過是北京一個有幾十名激進「極左」、有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傾向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他們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在北京貼了一批「砲打周恩來」內容的字報與傳單，爾後又在北京鋼鐵學院其「五．一六紅衛兵團」總部裡召開過有幾名外同觀點紅衛兵參與的部署「砲打」的會議，會，又搞了一個籌備發展其組織的立各路「方面軍」（仿效紅軍時期的「方面軍」建制）的人員名單。其實，那名單的各個「方面軍」，就是幾個、十幾個紅衛兵員已，其所謂「八方面軍」員，則不過就是串連北京偶參加了「北鋼會議」的長沙市一中幾個中學紅衛兵。
在文革中鬧造反與紅衛兵活躍時期，那些什麼「司令部」、「戰團」、「兵團」類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機構，相當部份，其組織員往往就有那麼幾個人、十幾個人。拉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風，三個人一就敢稱「兵團」，五個人一集合就封「司令」。這所謂「五．一六紅衛兵團」就這麼回。
，後來毛澤東對「五．一六」公開砲打周總理一，發了幾句話，指責了「五．一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姚文元又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反使這的「五．一六」在全國有了點名氣。
在實際中，這「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幾十名員，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再一次在北京張貼砲打周總理的字報時，就被中央指示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並將那些學生押公安部守所關了近一年時間，讓其悔過認錯後，才先後予釋放。因此，這貨真價實的「五．一六紅衛兵團」，其壽命就這麼幾個月。
，北京卻還是由此很早就搞了一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關於這場抓「五．一六」運動的源與終結，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一書中說：
一九六八年的時候，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員章含向毛澤東寫信，告市裡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是「五．一六」一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卻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章含教毛澤東讀過英語。毛澤東當時對的信了批示。批示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說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周總理面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五．一六」從極左跳極右。
後又有一次，汪東興找吳德閱毛澤東對市裡有關北師的一個報告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又批評北京市，說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報告中提「有些造反派是壞人，是『五．一六』分子」的方，毛澤東在旁批寫：這就了。
這一來，謝富治很緊張。
這後，江青、謝富治開了市革委各部門的會，動員抓「五．一六」分子。
一九六八年，中央立清查「五一六」項目領導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員。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六月二日，張建奇（旗）就貼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二十三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字報貼在了許方。緊接著，概是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立了「首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但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
什麼是「五．一六」分子？像是反周總理為標誌，實際包括了「揪軍內一撮」等問題在內，就是所謂「三指向」者（運動中矛頭曾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軍、革命委員會的人）。攤著一項，就是「五．一六分子」論了。
「五．一六」定的擴，使「五．一六」問題無邊際，為了全國問題。
「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所謂「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玄又玄。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發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求進行清查重點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幕後操縱者。毛澤東指定吳德任抓「五．一六」的辦公組組長，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組長。
但是，開了若干次會，沒發現有什麼登記表組織情況等線索。
我們清查「五．一六」中間，還搞了「一打三反」。
這中間有人寫匿名信給毛主席，告狀說我打擊了造反派，復辟。毛主席信轉給了我，毛主席在信紅鉛筆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來了，是不是沒有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化了，我們認這個帳。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掉。
抓「五．一六」，毛主席講是極少數，「王、關、戚」已經抓來了。但一開始不是那樣，章含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師的報告毛主席批了，江青謝富治面召集會，動員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就是批極左四十。毛主席一批就沒有「五．一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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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吳德的書中，將中央關於「五．一六」問題的來龍脈，基本說清楚了。至今仍不清楚的問題是，這個什麼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八月，為何折騰幾年？中央為此在幾年中，經常有這個問題的指示文件達，直一九七一年二月還再次由毛澤東批示，發了一個十三號文件，搞這件。並且，中央還又建立了一個「五．一六」項目聯合組，繼續清查。雖說強調清查的重點是在北京，實際，這個運動已在全國所有方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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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根據中央的再次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個聲勢浩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各行各業包括軍隊在內不例外，無處免。結果，那場運動在全國「清查」揪了數十萬計的「五．一六分子」。這些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基本是不知「五．一六紅衛兵團」為何物的無辜者。所被當「五．一六分子」，則完全是他們所在單位的領導為體現己在執行中央指示，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再戴一頂「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已。
這「五．一六分子」名詞，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前，已為了一個「筐」，將任何「有問題」者，往裡「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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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一開始，棒子就又一次落了原造反派骨幹的人們頭。因為，「五．一六分子」的來由，是「造反」、「紅衛兵」與「砲打」類特徵構。於是，原來被弄進過「一打三反學習班」的許造反派分子，又一次了被審查對象，那些被審查的內容，無非又是文革中造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情。
「一打三反」運動結束，我獲由，回機修廠班工後，不半年，又為了公司與廠裡專案組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對象。這一次雖沒有辦什麼「班」了，但暗中對我的所謂「內查外調」則又開始了。後來知，這次重點，是查我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什麼聯繫。因為平日，我在廠裡說文革紅衛兵的時，什麼蒯富、韓愛晶、王賓、譚厚蘭，什麼首紅衛兵一司、二司、三司的情況，說，單位那些黨團骨幹與政治積極分子們對此卻又那麼陌生，他們從來不會知，不會認為，那些情況是從紅衛兵報、傳單等資料中，就獲知。
查了一段，沒查什麼他們需的東西。但當時，全省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升級，處又是轟轟烈烈的標語，宣傳清查「五．一六分子」。已全部將侯川江等造反派分子踢、換由文革前的黨支部員與政治骨幹分子組的廠革委會，在廠裡搞了幾次批判會，讓我與侯川江等再次為受批的靶子，那批判的內容，則仍是「一打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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