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個人來說，文革是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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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臺後，我們三個人（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在周圍異樣的眼光中，不死不活過了幾個月，但總算還在裡忐忑不安的情，渡過了一九七七年的春節。那時，很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早已被宣佈「停職反省」失了由，我們幾個捱過春節，已屬萬幸。
春節一過，讓我們分別進「學習班」的通知就來了。
對這類「學習班」，我們與黨委的領導們，雙方知這是什麼意思。歷經十年文革，對這名其曰的「學習」內涵，實在是太熟悉了。但是，這一次，卻並非雙方的爭鬥所致，所，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對我們還是相當的客氣，並無太的怨恨。對辦這個「學習班」，我們三個人知，此次的確不是公司黨委的意思，因為，前段，我們與他們幾乎已了「同志」，對很的處理，達了共識。
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各所進的「學習班」，分別設在農村鄉幾個不同的方。
在「學習班」的日子並不長，一個月。但是那幾十的日日夜夜，精神所遭受的車輪般逼供，卻依令我這個曾幾次進過「學習班」的人，十分難捱，幾乎使我覺人生已再無望。一九七○年「一打三反」整治造反派的罪名，採「參與武鬥」說法套刑律，置人於死；但己沒犯過打死人打傷人的，裡就不太驚慌。，這一次則是「惡毒攻擊華主席」的一號罪，將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圈入了刑法追究的絕境。因為，當知北京發生了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後，沒有哪一個造反派頭頭沒有說過那是「右派政變」類言論，這就是「惡毒攻擊了華國鋒為主席的黨中央」，就是所謂「惡攻」罪。按文革有過的案例，有「惡攻」者，對其懲治極嚴，甚至有人被予槍斃。由此，短時間內，全市百名造反派頭頭因這罪名，被囚入獄。
我「有幸」因此領略了二十個月的監牢生涯，為己的人生，增添了部分特殊的感受與體驗。
有意思的巧合是，我被逮進的監牢，竟就是在文革武鬥高潮中的一九六七年時，我曾那兒做了一個星期臨時「監獄長」的方。十年前，我曾是那兒的最高臨時管理長官，十年後，我卻了那裡的一名階囚。十年的光陰，並沒有給那兒帶來什麼變化，甚至，武鬥高潮時那個沒有棄職逃走的老守，還繼續在那兒忠誠的工。
監獄原本不是人們輕易進、的方，我居全相反的身份，二次進入那同一座監牢。真是人生奇妙，意從來高難問。
龐達明隨後跟著進來了，楊金河則倖免了，辦辦他的「學習班」。三個革委會副主任二個入獄審查，不全弄進，算是體現了政策的「區別對待」。
將我從「學習班」送入牢獄的方式很奇特，不是司法機關，是由中共市委的「決定」所決定。那「決定」說：為清查「四人幫」有關的人，市委決定對我進行「拘留審查」。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獄中接受審查的二十個月中，居每個月還納黨費（當時尚未取消我的黨籍）；當，工資照發，分文不少。
一九七九年元月，是春節前，又有人向我宣讀了一份市委「決定」：經過審查，問題基本查清，決定予解除審查。
於是，由又重回我的身邊。
其實，審查我們的名義，雖名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但實際，我們哪有「資格」攀「四人幫」啊！批鄧反右運動時，連貨真價實的中央委員唐忠富北京受不王洪文的接見，像我們這種造反派的蘿蔔頭，又知什麼四人幫的問題喲！所，「審查」的內容，仍是原來那些造反的活動，又是從一九六六年文革初算，讓我們再次過過秤，再次翻來覆陳述與審查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往。當，這次又了批林批孔、「批鄧反右」的活動。
這次，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很是體現了他們的人，原本解除對我與龐達明審查的市委決定文件，是春節後才會照辦的，但他們說，既是放人，那何必又讓人（我與龐達明）再在牢中「過年」呢？因此，除夕前一，公司黨委派了人車，將我與龐哥接來，使我們有幸及時回，度過一個人生最愉快的春節。
我重新回了工人的位置。
又過了一年，一九八○年九月，市委文件，正式處理我的問題，市委的決定說，我的問題，「屬於嚴重政治錯誤，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回生產勞動崗位。」
其實，我早已在工人崗位有一年了，黨組織的任何會議，早就沒有通知我參加。我知趣，已至此，風風雨雨後，終點回點，平平安安做一個工人，不是「反革命」，已屬萬幸。
後來在一九八六年，據說是胡耀邦指示，「正確對待文革中犯錯誤的人」。市委則指示，對我們造反派的問題又來了個「復議」文件，中，將我的述結論，掉了「政治」二字。
據說，這是減輕處分。是，我實在不，「嚴重政治錯誤」與「嚴重錯誤」這二者，對我們有什麼區別？關鍵的「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部分，卻依照舊。
一九八○年那次，公司黨委政治處將市委處理我的文件向我宣讀後，我在那文件後面簽字。
我拒絕簽字。
我向黨委政治處的人說：我們參加文革造反，並不是個人行為，是響應當時毛澤東與黨中央的號召為，每一步行動有中央精神指導。現在既說「文化革命」是一個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主席負有主責任，那麼為什麼還追究面參與者的責任、並處罰我們呢？！在黨的歷史，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不論那運動後來是正確還是錯誤，是不追究執行者的責任的，為什麼對我們明明是響應黨中央的號令才造反的人，卻由我們來承擔責任、受懲處呢？！
黨委副書記兼政治處主任笑著說：你說的並不是沒有理，但，這不是我們公司黨委回答與解決了的問題，我，你就將你說的這些話寫，是你的態度嘛！
我知，說了、寫了這些，不會有什麼處。但政治處主任說對，雖沒有，但，這是記錄一種歷史。於是，我寫了說的這些，在那份處理我的問題的市委文件的回檔中。
對於我來說，文革，終於結束了。
不過，不十年，是十二年。
我們造反派的結局，最後這種形式告終，並且相當的人，後來還因「海」經商賺了錢，過很舒適生活，應該說，是益於鄧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方針；特別，首先是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個停止「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政策的決定，將中國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的英明舉措。我，若是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們繼續掌權，那麼，「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有效的方針，就將會使我們這批最後的文革造反派，打入原來「四類分子」們所有的那種悲慘人生境。
文革十年，我們喊了無數次「打倒鄧平」的口號，文革末的「批鄧反右」運動，更是將鄧視為死敵。，改革開放這二十年，我卻經常：幸虧中國是鄧平，不是華國鋒，在毛澤東後，真正左右了中國前進的方向，不僅國由此興旺強盛，人民生活提高，且，我們由此擺脫了人生厄運。老有眼！
歷史發展的人意外，有時真是妙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