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的瞭解。因為「民國」不是從掉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民國的關係還不是生理學雞蛋的突變關係；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生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係，卻是蠶與蛾的關係——在本質，在制度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係。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一刀兩斷的。
就九○年代陸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陸的政治制度，說還是蛹在繭中、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陸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飛了。是飛蛾有其撲火的本。誤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焚，就前功盡棄了。所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三共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復興工中所遭遇的困難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遷怒一個少數民族頭；造一種山雨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不適時加抑制，防患於未，其前景是未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的努力，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瞭解一「民國」的本質。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我們己的現代思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辭害意了。中山革命目的，不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由平等；他還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彼此間由平等呢。
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是「貧、貧」。在貧間求平等，是沒有太意義的。孫氏所求的是「富平等」——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既富矣後均，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內的手工業城鎮）就不勝任了。簡言，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飛，是全國人民動腦動手的，少數人濫權力，從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政治體制的民主開放了。且放「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的由平等、民主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當今「已開發國」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經濟「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飛，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缺一不。所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二個必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在政府運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由是會與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所述的真民國。
是一個國縱使完述的兩條件戰前的日本德國，究竟怎樣才它維持，不致走火入魔，是個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創」，後輩卻不「守」。等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名，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吃原子彈了。再德國：一次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麼泣歌！不幸少數領袖，，利群眾報復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浩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餘，才悟解，原來他們的犯罪源是他們政黨內，狹隘的組織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擠掉了恢宏的思。他山石、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後，又了胡適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是蕭規曹隨的。
適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走捷徑。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於由」。主張凡，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俱備，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焚了。知他人不民主，昧於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濫由、濫「數制」（majority 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就顯露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非振興實業無富。曰：「代議政府」。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民主「財」（money）「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軸國」翻版已，民主云乎哉？
實，「鴉片戰爭」（光十九年至光二十二年）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了，我們在陸說是一個目標未追，甚至愈追愈遠。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土是否平安加，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打開電視，有耐等著瞧吧！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別
朋友們或許問：民國遠景既若是單純，何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國印度，國菲律賓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三世界國」，不有類似的困擾？不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的原因，顯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清「帝國」是兩千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古老中國的傳統，一接現代西方的制度，若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了這個問題。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中式「帝國」蛹，蛻變一個西式「民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我們又必須洗革面，非變不，這就是我們近代史的難解結了。
是中西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發展，致東亞、西歐兩主流演變概其餘。這兩主流本是各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就蓋亦在伯仲間。是在十七、八世紀後，西歐文明就顯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擺脫了農為本逐漸發展「重商主義」「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在近代突脫韁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結果。筆者在諸篇拙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過程有其「通」，雙方封建社會發生與長，便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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