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中學裡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撰文；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在千萬言。不知老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己是個「職業史學工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致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有黃金萬兩，不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者，果啖飯維生，有「一技隨身」的話，來，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裡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至在學術情竇初開的一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師，忙個不停，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漢語，不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的困難，那還是學一、二年級的。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這個辭譯「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象名詞。正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物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後的研究法則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裡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包括胡適的「膽假設、求證」；就包括傅斯年的「窮碧落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裡，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後再找，至宇宙發展，至社會裡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來，這一整套的法則運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這一套簡化「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偏概全，不太離譜。
適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學讀書時，翻閱《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的。後就受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來的。
郭廷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是在清華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羅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是最賞識的。蔣是哥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學二年級，郭廷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來的。那時我已知這套治學方法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是具體翻譯易，抽象翻譯難。例我國德觀念裡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裡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說關雲長「義薄雲」。這個「義薄雲」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德範疇裡，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裡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義薄雲」這宗漢語德觀念，譯英文，你就嚕嚕囌囌，轉彎抹角，講它一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裡摸索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從頭說。
《萬有文庫》沒啥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民國二十八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考入頂尖的中央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難。
我一個十九歲來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鬍鬚，已在腮邊，四處萌芽。加經年不知味，兩條腿瘦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學」；真是板兒進了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時，首先還在形式補考個口試。我乃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時，我那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不點一，是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凳子坐。他稍一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
「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我一就被問慌了。不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是記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手帕包著，免污染。所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裡，沒什麼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何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精華錄》。」我恭敬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塾裡讀的。姑且舉來搪塞一。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鑑》。」我忽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不是在「中學裡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讀過，漏掉一本。」我誠實回答。因為我那部《通鑑》丟掉一本。
「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退了。
我站來又向教授鞠個躬，後緩步退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來，猶有餘悸。
十年後，郭廷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裡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祟。有點發燒，在我休息。後來精神轉時我戲說此一故。
郭老師居還完全記我們那一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裡沒有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無雙的。他說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柏溪分校報入學了。
柏溪是中一年級新生所在。郭老師那時是牌教授，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我就選不他的課了。記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眼鏡。拄了一枝手杖，坐滑竿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了。
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了郭老師課堂裡的學生了。
定遠軍艦四砲齊發
那時沙坪中，師生兩造的陣容十分整齊。學生個個是鄉試身的舉人，不說了。教授陣容十分堅強。但是中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真是馬行空。
我記繆鳳林老師曾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往史證」。他老人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是一揮千的。我記他老人講王安石變法時，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那條不。這時我們在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為存疑。但是在班師威咫尺，誰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堂，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希臘羅馬來，卻一瀉注。在沈老師堂，我們向不記筆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