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內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開闢的體育課，是些很原始的啟蒙的東西，值不費墨筆，故在篇首先提後，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康氏今文學觀點所發展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奮搞政治改制的一位改革。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政治社會制度的瞭解，是蔚宗師的，雖他搞的底是中國思的偏鋒。是他竟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一套他己的康有為思，並畫他己的「君權行民權」的建國綱的政治藍圖。再來個挾子令諸侯的方式加推行。結果弄人頭滾滾，一敗塗。但是康伏標誌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重階段。我們不康有為弄清楚，我們就很難瞭解繼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適、毛澤東乃至今日的鄧平「民運人士」了。康有為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既是傳統儒術中的「今文學」；但是今文學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康子這兩部著，所講的又是些什麼內容呢，為康氏後諸導論；為一般讀者參考，且讓不學略鉤沉。
「今文學」淺說
談「今文學」，我們不不從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統一中國後，在文化做了幾件說。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謂「書同文」是。統一前的中國陸是七國不同文；齊（山東）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語的；秦文與六國文，隔閡尤。統一前（亦今日「解放前」），秦人所的是篆、篆他們的簡體字隸書。統一後乃悉廢篆（包括秦人專的古「籀文」），改官訂「隸書」。六國既被它統一了，秦政府盡廢六國古文，一律改隸書——這是人類歷史空前絕後的「文字改革」。它是全人類文化史文改最功的一次。
東亞陸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的。但是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別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由於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是。所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諸子百學，彼此間「同」固有，「異」亦。（請參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間的異同。）
值注意的是：「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不同，義理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今盡廢各國原有「古文」，秦人專的「今文」（隸書）改寫、統一，「今」、「古」文版本間的區別立刻就暴露來了。是者是、非者非。所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後，今古文爭，本來就呼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東西羅馬的「聖經學」中，鬧很厲害。最笑的莫過於今日的國共兩黨爭。它們於政爭外就逐漸引「繁體字」、「簡體字」爭了。余於陸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後，「繁文」勢將解為「代表代表」；「簡文」就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不是請客。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但是麻煩間牽涉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麼問題就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是他陛於統一後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來個「焚書坑儒」並「挾書禁」。老百姓藏書，情節輕重，就被「黥為城旦」（臉刻字、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這一便東亞陸，搞回石器時代。民間做點學問，就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有族誅罪的「挾書禁」，不因秦亡稍弛。漢沿秦制，書禁未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法，才被撤銷，它前後延長了二十二年久。解禁後，社會通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禁書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麼「篆」、「篆」「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是書禁既解，則「燔餘書」（包括始皇燒的項羽燒的），匿藏書（像伏生中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在政府鼓勵，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堆滿了斷簡殘篇。為整理這些殘書口述稿，就全部使簡體字（隸書），所謂今文讀古文是。「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實是一種翻譯工。不同的譯者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口述者伏老先生，又不會講「標準國語」，這樣問題就來了。——君不見吾友柏楊「白話」來翻譯「文言」《通鑑》哉？更不見，「通鑑廣場」及眾媒體，見仁見智者，對柏老棍棒加耶？這就是發生在兩千年前的「今古文爭」的現代版了。明白了柏楊近年惱火，則兩千年來今古文爭，思過半矣。
從董仲舒、劉歆黨的領導
兩千年來論今古爭者無慮數十百，拙斯篇採比較深刻的王國維說。誌示不掠。這一發生在兩千年前的學術爭辯，正發生在二十年前的有關「海瑞罷官」的辯論。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綱》裡的辦法，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門就罷了。無奈中國知識分子，絕數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搬政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奪利，首先就爭權。這樣便牽涉兩位關鍵人物，董仲舒劉歆了。
知董仲舒是搞「罷黜百、獨崇儒術」的儒政客。他說服了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國立中央「太學」，當「太學生」（就是所謂「博士弟子」）則是入朝為官的終南捷徑。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至前一○四）專治《春秋．公羊傳》，說是今文的鼻祖。他所建議設立的「太學」，就是一座今文學；五經博士所授的是今文五經了。董仲舒這批「史達林主義者」，既持了黨校，左右了黨的「意蒂牢結」，操縱了入黨做官的「仕途」凡數十年就罷了。誰知半路又殺個「托派」來。這一托派的首領，便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奉命整理燔餘殘書的劉歆（公元前五三至公元二三）。
劉歆他的父親劉向（公元前七七至前六），原是中央圖書館裡的編審管理人員。二人寫了不少卷有關「目錄學」的名著——那是人類文化史最早現的目錄學。劉歆顯比他爸爸更有學問、更調皮。他在這些殘書中卻偏偏中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傳》
。
漢初今文學治《春秋經》原有《公羊》、《穀梁》二「傳」（「傳」在歐西「聖經學」中叫做commentaries）。劉向原是專攻《穀梁》的「今文」。今他兒子忽憑空突了古文經《春秋．左氏傳》；這《左氏傳》的史學內容、文學光彩哲學義理，比酸溜溜的「公」、「穀」二傳高明。原發現人劉歆乃奏請皇帝（漢哀帝），《左傳》及它類似的古文經《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頒入太學，立正式科系，設置專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與今文科系，平平坐。漢哀帝當時對「春秋三傳」今古爭，倒頗有持平論，但是縱是皇帝彆不過持黨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們堅決反對古文經列入官學，並說古文經，尤其是《左傳》，是劉歆偽造的。所終兩漢世，官學始終為「今文」所持；「古文」在山林間，辦辦立學，不入黨做官。——誰知劉歆這位古文的鼻祖有其歪運。在公元九年時西漢王朝就被王莽篡奪了。王莽篡漢後，建立了他己的新帝國。王莽劉歆是少年時期的友，又是個古迷的「新朝」新皇帝，他改變舊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學裡的學制。因此他就任劉歆為「國師」，來個經學翻身。所有的「今文經師」趕掉，代「古文經師」。不說《春秋．左氏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等，變了新朝的官學。其餘各科系更是古今並列古文為主了。這些古文經，尤其是《左傳》，就是康有為所說的「周公篡孔子」的「新學偽經」了。（康著《新學偽經考》就是全力來說明《左傳》是劉歆拼湊的「偽經」。）
惜景不常，王莽的「新朝」搞了十幾年就亡國了。公元二十四年，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漢宮舊儀，全部恢復。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罷禁。因此東漢二百年中官辦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經」獨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學」所獨霸兩漢四百年坫壇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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