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的政治改革熱潮。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早兩年——孫中山於光緒十九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託友轉致結意。誰知康氏高竟說「孫某訂，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拒不見孫。中山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由《革命逸史》）。翌年孫書李鴻章時，又碰一位更高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才捨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組其「興中會」，並結了楊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纘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了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情，他就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社會習俗沒有理。再加在香港、海、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求改革開放的信。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落泊，思國蜩螗，內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勢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評時政，並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讓你貼「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在人才市場標售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後有千馬。千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八代衰」，四條腿「千馬」況的韓文公韓愈，便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一詩仙李白，在這一由市場中標價售過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禮賢士」一番。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揚名，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康有為向三位權貴書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透過皇帝的老師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老師，入宮禁三十餘年。在百日維新前，他每毓慶宮替光緒講書的。在皇帝日漸長，垂簾老太預備「歸政」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見一斑。加同龢又是「狀元及」，系所謂「父子宰相、叔姪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無雙的士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關係」「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官場中的知名度就日漸高漲。台閣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向皇帝直接寫信，是我國的老傳統。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法炮製。是搞「皇帝書」是有重冒險的。，固恩有加；不，惹龍顏怒，往往被「廷尉」、「蠶室」，弄殺頭抄的場。
康有為搞一次「皇帝書」是在光緒十四年，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叫做國有故，意示警。康氏乃誇這個意，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皇帝書雖不，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該書是一篇今文儒的嘔瀝血；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就隨文名噪。因此這年他落還鄉，辦「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結他一。中山於光緒二十年向李鴻章書的靈感，就康有為。
「公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不時來運轉，於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就與比他十五歲的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及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山倒；全國震動、人惶惶。朝臣或主遷抗戰，或主訂約媾，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實行議約謀，因此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朝中隱隱形帝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一，光緒二十年這一年慈禧太（光十五年至光緒三十四年）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無知，當國三十五年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了海軍經費京奉路款，加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白銀數千萬兩，修其「頤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巧，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盛。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年。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漁陽鼙鼓動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光緒二十一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割及兩萬萬兩賠款噩耗，亦適時至。一時群情鼎沸。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書，誓死抗日。其中尤台灣籍青年舉人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時，康氏原有他「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所學潮一，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力，寫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遷」、「變法」。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聯署者至一千二百餘人。五月二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察院」門前，遞請代奏。——此一群眾集會，說是中國近代史所發生的一次學潮吧。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車書」了。
後視今，亦猶今視昔
康梁這次書是連一部「黃包車」沒有的。所謂「公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是方舉薦的。這些被舉人抵達京師，照例由朝廷派「公車」接送。乘「公車」是麼光鮮的。此後「公車」「舉人」就分不開了。公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車。
所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舉人造反就等了。就在這造反未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聲明嚴辦聚眾滋，一面又貼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八名進士。這一「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脫青衫、著紅袍，保殿面聖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車，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了。台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胡適的爸爸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後，暫時管不著了。鳥獸散，顢頇無的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街，安門的學潮，就煙消雲散了。
誅論，原無不是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後來變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血來潮，對康、梁王安石等人，又補了至高的評介。既領導那個學潮的康、梁是歷史值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後視今，亦猶今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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