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轉變過程中，戊戌變法是個重階段。變法失敗固是件慘，真正悲歎，乃至慘不忍言的，卻是它的後遺症，那樁幾乎引中國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禍的「義團」「八國聯軍」亂。義團八國聯軍是戊戌政變的立刻後果。但是這件中國近代史的所謂「拳亂」，究竟是什麼回呢？
拳亂差不過快一百年了。近百年來，中外史學，尤其近十來年在數次有關鍵的國際研討會後，說已這樁慘史的實，弄相當清楚。就歷史實發生的經過來說，史已致沒太爭辯的了。但是各派史對這樁史實的解釋，則仍是南轅北轍，各異其趣；有的甚至指著鼻子，相互辱罵。
不說在變當時的一兩年中（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清帝國的宮門內，就為是非問題弄人頭滾滾；一百年來的中外、新舊、左右、前後各派史，及國共兩黨的宣傳、理論，中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乃至東方西方的社會科學、宗教、政治等等，對這樁歷史的解釋，是兩極分化，各不相讓的。
我們應該承認，為一個華裔史學工者，對這件驚動是非難分的歷史件，筆端不帶感情。據實直書，幾乎是不的。但我們相信，古今中外，任何驚動的歷史，應該有其基本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鏡、曲筆言，是不對的；其記錄是不傳後世的。
歷史壓低他從任何背景所承繼來的知識、經驗感情，平氣來尋覓這件史實的公是公非，不是絕對不的。本篇在落筆前，筆者就希望先這件歷史實，簡單扼弄清楚後；在各派史對此史實會覺沒太爭辯時，我們再進一步的來加註釋：是其是、非其非，找它比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為定論。
先「曹州教案」
比較具體的說，義團亂，應該是從光緒二十三年（陰曆十月）所發生的「曹州教案」開始的。當教案不始於曹州，義拳並非曹州土產。但故從曹州教案說，我相信是個比較實際的選擇。
曹州教案是什麼回呢，原來清末山東曹州府屬的巨野縣有個德國主教堂屬於該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這批教民當人民發生衝突，教堂袒護教民，因引群眾暴動。在暴動中有非教民三十餘人衝入教堂，一不但教堂砸了，連教堂內的兩位德國傳教士方濟（Franz Nies）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無辜的打死了。這一來鬧人命，尤其是那時享有「治外法權」（extra territoriality）的外國人命，就變列強「強索租借」（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的導火線了。
曹州府位於山東省西南部，接江蘇省的徐州府，是個「響馬」的方，民風強悍。《水滸傳》裡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的「捻軍」。於這一帶。不說清末亂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當老百姓間的械鬥是隨時有的。了幾個武松，打死幾個西門慶，本是司空見慣，不算稀奇。是這次械鬥的一方是教民，教民後有洋人撐腰，問題就複雜了。
外國教會是中國二政府
須知那時在中國的洋人，是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太皇，他們享有「治外法權」「領裁判權」的保護；犯了中國的法，有他們己的「領」，按照他們己的法律，才「裁判」他們。
縱使是外國教會傳教士設在中國的教堂。形同中國境內的二個政府。外國的傳教士中國的官員是按照對等職分，平平坐的。據當時滿清朝廷的規定：教會中的「主教」是與中國一品員的方官「總督」、「巡撫」平行的；「副主教」與「司、」（省區二級官員藩台、台）平行；「神父、牧師」與「知府、知縣」平行。
在那官權高於一切的專制時代，老百姓對親民官的縣太爺，叩頭跪拜，尊稱「老爺」的。老爺的妻子才許叫「太太」。哪像今的台胞華僑，動輒介紹己的老伴為「我的太太」。今日陸更不了，開口閉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義團時代，政府高官、三品「人」的老婆，始有此尊稱。
相對，則洋教會中主教的老婆，就等於中國的「一品夫人」；牧師的老婆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見，是跪的。所那時在中國傳教久了的西方傳教士，一旦回他們己國內做平民，對他們根生土長的社區，很難適應。因為他們在中國時，有高官的身份，供使喚的婢僕。高官就難免有「僚氣」。有僚氣的人，在西方尤其是國的社區內，就很難適應了。
西方教會既在中國境內形了「二個政府」（有時甚至是「一個政府」），則在這另一個政府庇護的「教民」，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註】西方教會中的主教原是有妻子的。有妻子就會有兒子。兒子在父親死後就會爭遺產。主教當時掌握有教會產業；教會又是主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則嫡子嗣子的遺產爭，就鬧不完了。這樣教廷乃乾脆禁止主教們娶妻生子。
教民是什麼回？
教民又是什麼回呢？教民現在叫基督徒。那時中國境內極少中國牧師主持的華人教堂，所中國基督徒是在外國教會在中國建立的教堂中做禮拜。信徒全是由外國牧師領洗的。中國人雖久有一盤散沙喻，洋教會則善於組織。因此當時分佈在山東省各教會中的中國基督徒（人數約在兩萬至四萬間），實在是一個在外國牧師領導，很有組織、極有力量的一個社團。這個社團的「領導」（恕我借一個目前通的名詞），每個人享有「治外法權」。在「領裁判權」保護，他們既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他們對接受他們傳教的中國教民，就按他們的教義來加保護了。所這時在山東的教民不是弱者。他們的團體在當時重中的中國社會裡，其力量不但足與任何黑、白社會的民間團體（刀會、紅槍會、八卦教、義拳、青洪幫、農會、工會、宗親會、同鄉會等等）相抗衡，它甚至當權力無邊的各級衙門不放在眼裡。——滿清政府對當人民雖享有生殺予奪權，但是他們對在洋教會保護的教民，就凡讓三分，不願找麻煩了。
因此，那平時極少制衡的中國中央方政府，這時總算碰一個剋星——那個足與它分庭抗禮，甚或權勢猶有過的外國教會。所從「抗拒那極權政府的魚人民，防制社會惡勢力欺凌及引領教民走比較現代化生活」這個角度來，洋教會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裡，有時發生著很的正面。
慢說清末那個腐化的政府了，就目前這個張牙舞爪的北京人民政府來說吧！我們那個橡皮圖章的「人民會」，對中國人民所應享有的人權、民權的保護，究有少實效呢？朋友，你嫌老干涉我們的內政；他們的國會動不動就為我們的「人權」投票。但是我們的國會既保護不了我們己的人權，人不願「掃門前雪」，偏「替行」，我們門前來吵吵鬧鬧，發生點國際制衡，又有何不？我們是有共同「球籍」的居民嘛！我們果由於受不了芳鄰善意的騷擾，便拉攏一向不懷意的惡鄰日本，組織「東亞共榮圈」，來老「冷戰」，甘讓鼠首兩端的日本反動政客來打「中國牌」，那就偷雞不著蝕米，後患無窮了。這雖是題外言，一念及，仍情難己。
耶穌會士與文化流
是那時的中國教民既享有許的政治社會的優勢，信教的人，還是寥若晨星（約合山東全省人口的千分一），原因又在哪裡呢？
簡單的說來，那就是個文化融合的問題了。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個社會裡同時流行。就發生社會矛盾；在庭生活發生嚴重的代溝。使這兩種生活方式「水融」；打破這兩個泥菩薩，再揉兩個泥菩薩，你身有我，我身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功了。所當時中國老百姓所拒絕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裡，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不是水的關係，是水油的關係。二者是融合不來的。
須知任何宗教是從一個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來的；後再此民族文化為基礎，推陳新，發揚光，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滲透傳播。基督教原是發源於猶太民族文化中。是「猶太教」（Judaism）中的一個有革命傾向的開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釘十宇架時，他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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