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週年了。為這八秩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國的中華史學界,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為紀念。在我們執筆前,首先問一,「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的呢?筆者不學,覺此答案已不考;至少是爭議很,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歷史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循環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歷史黃帝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則是一九一一年,所西方史學,「辛亥革命」翻譯「一九一一年革命」。因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是宣統三年十月十日武昌義,民國元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總統」間兩個半月的。這個狹義的法曾為甚中西專著所採納,為本篇所不取。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誤解的。至於廣義的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我們研討「辛亥革命」實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步的呢,這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立的「興中會」了。光緒二十年因此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點。國民黨官書是說;陸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亦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議,因為在興中會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他的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該文社立於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光緒十八年),比興中會早四年。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繼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當中山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友——這兩個革命團體,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較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冠冕堂皇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乃他們己的團體取個名字,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孔祥熙的組織,當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實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致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己立四年有奇;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勢是像的。據說他們合併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德」)時,曾發生孫、楊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權,遂藉端挾,請(孫)先生(伯理璽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憤,極力反對,士良且除。先生未,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此席讓衢雲……」云云(見《國父年譜》頁六八至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歷史。所敘屬實,那不是楊的「藉端挾」,是孫的黨羽為擁孫,暗中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是像辭。有人或許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友輔仁」;它是個社團體,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革命團體,非社會團體。所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革命的時期。我們不望文生義,或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功的醫科學生。光緒二十年中山還親赴津「書李鴻章」呢!他「書」不幸被拒。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重了「孫文」,中山不就是清政府的「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深」,吾未敢必。孫在「書」被拒後走排滿革命途,所受楊衢雲的影響,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愈。目的是「舉辦公業」,業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無還,洵隔壤。且十報百,萬圖億,利莫焉,機不失。」(見馮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八條)所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絕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不是孫逸仙是殷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利人——他籌港幣一萬三千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實是bargain)兩會合併的務了。合併後,會長一職順理章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桿」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買幾枝「洋槍」呢?這些義的本錢,顯是楊衢雲搞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惜楊氏早死——光緒二十七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的跡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位。相反的,我們是更層樓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位。因此我們不願採「黨史」為「黨魁」傳時,視無不是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風氣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學從兼課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的華僑青年,亦不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來勉勵他們。行行狀元,今雖做不總統國父,但不斷努力,不做「官」做點「」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有者,亦為數頗有觀。
相反的,我們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其實是當年的華僑青年一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華僑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是鑄造後來革命孫文的社會條件。
體說來,他們的特點約有數端:
一、工農庭身。其父祖伯叔類貧僱農、苦力工人或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在十二時。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德標準外,平時沒空亦不知何管教子女。
二、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
三、教育水準,輩平均在高中,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不識字,縱識字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姓、千字文、千詩)已,輩則於三百千千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
四、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不諳外語,為尊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講「雙語」的輩於卑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他們父子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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