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週年了。為這八秩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國的中華史學界，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為紀念。在我們執筆前，首先問一，「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的呢？筆者不學，覺此答案已不考；至少是爭議很，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歷史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循環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歷史黃帝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則是一九一一年，所西方史學，「辛亥革命」翻譯「一九一一年革命」。因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是宣統三年十月十日武昌義，民國元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總統」間兩個半月的。這個狹義的法曾為甚中西專著所採納，為本篇所不取。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誤解的。至於廣義的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我們研討「辛亥革命」實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步的呢，這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立的「興中會」了。光緒二十年因此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點。國民黨官書是說；陸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亦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議，因為在興中會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他的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該文社立於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光緒十八年），比興中會早四年。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繼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當中山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友——這兩個革命團體，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較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冠冕堂皇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乃他們己的團體取個名字，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孔祥熙的組織，當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實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致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己立四年有奇；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勢是像的。據說他們合併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德」）時，曾發生孫、楊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權，遂藉端挾，請（孫）先生（伯理璽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憤，極力反對，士良且除。先生未，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此席讓衢雲……」云云（見《國父年譜》頁六八至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歷史。所敘屬實，那不是楊的「藉端挾」，是孫的黨羽為擁孫，暗中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是像辭。有人或許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友輔仁」；它是個社團體，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革命團體，非社會團體。所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革命的時期。我們不望文生義，或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功的醫科學生。光緒二十年中山還親赴津「書李鴻章」呢！他「書」不幸被拒。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重了「孫文」，中山不就是清政府的「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深」，吾未敢必。孫在「書」被拒後走排滿革命途，所受楊衢雲的影響，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愈。目的是「舉辦公業」，業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無還，洵隔壤。且十報百，萬圖億，利莫焉，機不失。」（見馮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八條）所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絕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不是孫逸仙是殷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利人——他籌港幣一萬三千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實是bargain）兩會合併的務了。合併後，會長一職順理章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桿」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買幾枝「洋槍」呢？這些義的本錢，顯是楊衢雲搞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惜楊氏早死——光緒二十七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的跡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位。相反的，我們是更層樓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位。因此我們不願採「黨史」為「黨魁」傳時，視無不是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風氣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學從兼課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的華僑青年，亦不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來勉勵他們。行行狀元，今雖做不總統國父，但不斷努力，不做「官」做點「」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有者，亦為數頗有觀。
相反的，我們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其實是當年的華僑青年一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華僑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是鑄造後來革命孫文的社會條件。
體說來，他們的特點約有數端：
一、工農庭身。其父祖伯叔類貧僱農、苦力工人或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在十二時。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德標準外，平時沒空亦不知何管教子女。
二、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
三、教育水準，輩平均在高中，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不識字，縱識字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姓、千字文、千詩）已，輩則於三百千千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
四、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不諳外語，為尊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講「雙語」的輩於卑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他們父子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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