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許歷史，尤其是若干國漢學，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發現武昌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來的。「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果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一時俱發的群眾運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發前，更重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中國革命此，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四字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位的；他是背叛後四字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推動者。它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國為模範」的運方式、抽象理論，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外，其它的革命團體，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了的了。所治辛亥革命史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正治黑奴解放史低貶了林肯一樣，是二次戰後，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
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來，雖有其摧枯拉朽力；實行來，卻有其難易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了統戰範圍；縮了打擊目標。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黑鍋，讓「韃虜」哥一肩背了過。「韃虜」一「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國，立刻就「恢復」了。——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哉？非！現在紐約市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驅除」這樣一個才藝的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漢姑娘嫁給你呢！」
所孫中山那時「驅除韃虜」，是驅除幾個憐又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他們「驅除」了？——乾淨利落。
是那八字靈符的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他們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司法獨立」的國式的共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彥為「司法部判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立記＞，載《革命文獻》二輯）實，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此重件，他們顯連會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的程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改組為「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變孫、蔣二公專的「謚法」，再沒有二個「總理」，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問：既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有些進步，搞了七、八十個階段，「革命」就會「功」了。不著做急色鬼。所當時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身則，尚且此，託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諢名），期其有，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孫文主義」的專們，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提了三權；國父還有「三民主義」呢！你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詳答。簡言，我們知，國父是遜清遺老，古未遠。他老人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取的兩制度：「考試制度」「御史制度」。他它們延續來。於三權外，另設「考試權」「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是「農業社會」「中央集權」前提的才發明。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重中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為力了。因為在一個重中的現代化社會裡，「考」的東西實在太了。就這超級工業化的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考（雖「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產經紀、貨車駕駛員、租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車駕駛員……蓋不百數十種，再加各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及垃圾伕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了那許？所中山所特別強調者，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參加考試。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做官？他們在工商界當老闆呢！「考試院」派啥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的「御史」、「言官」、「參劾」，是專制政體中的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藏幾個原子彈，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中，發生監察的，不是御史夫，反對黨！所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
再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國父的「平均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皮」。倫敦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了少皮客、富翁。其後國澳洲急直追（讀者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廈門）。亨利．喬治老兄在紐約點了這一點。光緒二十二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學深思的人，一輩子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後，恍悟，非反對炒皮不。
中山喬治這一套，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薛仙洲，八股文專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輕易瞭解的。所他們曾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布的「會章」，一切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是「平均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談「六主義」，其中一竟是「土國有」。「土國有」屬於王莽毛澤東，非孫中山。
中山那時所搞的果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晚年才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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