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變。沒西安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就很難其定論了，是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者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顯對他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笑的還是張將軍己，他對他己所發動西安變的是是非非的我批評，是是非不定的，雖他在口頭還是一硬底，說什麼歷史走回頭路的話，西安變他還是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認真說，他是蔣，他會他己槍斃了的；他己的部，果幹這樁犯亂的件，他己早就他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目中，始終還是個「親骨」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目中，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由行動時，像在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夢過他拉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筆者從未此夢。是，有時就乎意外，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年——他已九十，我已七十高齡——他竟躬訪，不才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其座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曾新澤西州，訪寒舍，我的貴賓。那是我遷居敝廬現址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張公何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掌故吧。請先從「瀋陽變」說：
在一世紀，三○年代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變」（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的學生。我記那時我們在街遊行，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一遭，真張學良這個「軍閥」，恨牙癢癢的。其後西安變爆發（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有些同情與崇拜。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國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裏，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翻了幾次身，說不個定論來。最初我怪我己，思搞不通，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非者非，它勢將為世界歷史，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訪
在我個人來說，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覺對張少帥的故，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後，正有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何筆時，真是無巧不書，少帥這時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的，這居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臺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師，正約我劉紹唐先生一同訪問佛光山，並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尚——慧深，來過洲傳的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我在高雄，乃掛電話佛光山，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劉紹唐，勸我不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高度保密才。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尚代呢？紹唐說此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非立刻飛回臺北不。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送我二人，飛回臺北不。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臺北後，紹唐我送來來飯店，便逕回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指定的層次，當我步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不開放」。我一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來的嘛。「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露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這餐室相當，餐桌外還有沙發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餐，沙發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毛線帽。那顯就是張將軍。他站來，脫毛線帽，我親切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十分清秀，他報說，「我是王一方」。
張學良做李宗仁
初次見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高談闊論來。使我為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告訴我說，他所特約我來相會，是他曾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蔣」太熟了。你筆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寫」，並翹他的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是個未完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是一篇短文討論他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了，「是你寫。」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老帥」（張霖）的關係，是父子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是父子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身的舊軍閥．我則是新式軍校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父子，風理，有極的區別。「這一點，你講，講對了。」他翹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我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陸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臺灣報紙，斬頭足，並另取個文題，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臺灣發表的，我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 VS 「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我為驚奇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我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爭後（一八四二年）忽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區罷，從陸榮廷變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此。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是在西南，一代被一代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一代被一代，平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所發生的，則是致相同的，這種歷史動「轉型」的現象——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致就變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後，再向前走，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慢慢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洋了。所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為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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