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紀末，我們平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見，並近十餘年來中國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世紀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我們難免有一番覺今是昨非的檢討。就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孩提，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世凱有正面評價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餘生中，歷經國破亡，破人亡，半生的顛沛流離後，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余終覺人類是脊椎動物一種，聖賢、禽獸分，那有若斯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聖賢、禽獸往往卻適其反。何言哉？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數百萬言，近年述，蓋亦在十萬。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語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余為汪精衛惜。二人一為「臣」，一為「才士」，均有足者。節入，縱有議，皆無傷傳世名。二人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間，一失足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失足，實由於身邊那個才勝於德，做宰相夢，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拖其水，有致。袁世凱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做其宰相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老頭子拖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一轍……。袁騮教授向我歎息說：「實在是怪我的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人野外，別無足述，其人又無行。晚年竟「男寵」破產破，貧困終。項城一代梟雄，敗在這麼個敗類的兒子手，真是窩囊極。楊度此人則高，始共，中帝制，晚年竟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反覆無常，比高，口若懸河，己且不知，何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 Tank所誤，不敗何待？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曰為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欺欺人已。在一個偉複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不失敗呢？思歎。
古德諾的一陣東風
前章已簡略言，袁世凱鬥垮國民黨後，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總統選舉法，己推既傳子，亦傳妻的終身總統位，實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是一頂皇冠一個帝王名號罷了。真是所謂「萬俱備，欠東風」。不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適時提了一篇「帝制優於共」的宏論。這一風憑藉力，送我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做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麼回呢？古氏那時是國哥倫比亞學的法學院長，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行政學的權威；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啟蒙導師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己無信，乃向歐日本借才顧問，便請了國的古德諾，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說，他對這個「顧問」（advisor）職，勝任愉快，那是沒話說的。他是個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塔內的「政治學」；是白刀子進，紅刀子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了。
古氏來華，根據中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所教過的弟子顧維鈞（一八八七—一九八五）。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友王寵惠（一八八一—一九五八）。王是民國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身的最年輕的外總長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秘書，為袁腹，才二十五歲。我曾此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沒有否認，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公使了，未過「洪憲」年號呢！
哥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聘請的顧問，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這一點卻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來，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功的英、學習嘛，為什麼向憲政弄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的就不是「政治學」，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學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裏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裏，乃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就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的藍本，不應再。則革命黨人今日所學習的就有個法國式的共立憲了，所那時中國政府所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向國外聘請憲法專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不在「國會」的憲法草委員會。先採總統制，後改為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間草擬來的。宋又是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採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的，不在他的傷腦筋列。所才有「國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宜」的安排（見同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職，宋氏已遇刺含恨九泉矣。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象牙塔裏的國書獃子古德諾，所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其人其
古德諾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教書已整整教了三十年。在象牙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一讀案前書（那時的哥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森林茂密，狐鹿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元有奇，加高車駟馬，婢僕保鑣，真是飛向枝頭鳳凰，文章有價。他己受人託，忠人。若論專業水平職業德，歷史秉筆書，說是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任新職。其在華顧問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政體的關鍵時刻。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位，他的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是無法估計的了。
總統制的辯護士
節已言，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督兵討袁；袁亦調兵南，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國南北戰爭中的「貝比」（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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