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我講「何研究中國經濟史」。在講入正題前，我先闡述一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占位何？經濟對於人生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亦說，就人生對經濟需言，並不是無限的。經濟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是經濟水準。倘經濟水準超了此必須限度，對人生謂屬於不必需。此不必需經濟，我姑稱謂是一種超水準經濟。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言了。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不僅此，甚至為無，無價值，更甚則產生一些反與反價值。此種經濟，提高了人的望，但並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言，經濟無限向，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抑且領導人生向者，應非經濟，實別有所在。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於經濟問題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發展過程中，甚屬重。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著眼握此點。此亦中國歷史所具特殊主一例。
中國農立國，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積極價值者。昔英國社會學詹姆斯撰有《社會通銓》一書，彼謂社會演進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其實此說並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後，農業仍不缺。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至於近代帝國主義的社會，憑其超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征服，此項實，不為訓。
馬克思繼承詹姆斯後，似乎他的眼光，注重在工商業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在從工業生產中，指一項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來。馬克思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似乎並未重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產在他的理社會中一的安排。今共產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不免太過側重於工商業，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紕繆。
中國又是是個陸農國，物資供應，體給足。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我面所說低水準經濟積極價值方面。正為對於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易於滿足，於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輕鬆走了一條人文主義的。中國的人文主義，亦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各項經濟政策，亦系根據於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來決定。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業，則頗易於超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外，趨向於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追隨在經濟後。經濟轉為主，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警惕緊握著人生為主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放任其無限發展。此項發展，至少將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累贅。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警惕著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特點。
故中國經濟的理水準主在平。中國人言：「貧樂，富禮。」此貧字，其實即是一低水準。由有富始見其為貧。富者，則求禮。禮意義，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國社會人生標準，主即在其求平樂，其最終標準，則曰「太平」。
二
西方歷史主即在求不平。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後，即產生了由工商業。其實在中國，體，亦有此相似趨勢。當戰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便興了三種新勢力。直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儒林傳中人物，屬於「士」一階層，乃由戰國遊士演變來。是由列國分爭時代的遊士，演變為一統政府安歸集於同一中的儒士，這一不同已。，士的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代表著其一部分勢力已。
其二類則為由商人，在戰國時陶朱公、白圭，逮呂不韋邯鄲賈，位至秦相。見當時商人勢力，已駸駸乎超過封建貴族了。太史公《貨殖列傳》稱此一批人為素封，即指其憑藉財力來代替往封建貴族在社會位。雖沒有封，等有封，故謂素封。
其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歷史並沒有相類似發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背景先近似於士一類型，終究則歸屬於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幹冒犯政府法令工商生利業，故當時稱謂「奸」。舉例言，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塚等。此類業，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違法的生產。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云：「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奸，掘塚鑄幣，任俠兼併，借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騖，其實皆為財。」這一番敘述，已指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後，社會新興三流品。當時惟儒林中人物，在農村裡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佔有絕勢力。但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的中國社會，走一條與西方歷史絕不相同路向。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他們抱有一番我述的經濟觀點。此種觀點，當導源於農村社會者為，醞釀於工商城市者為少。由於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來站在政治層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別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發展。茲姑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最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中國人對經濟意見一斑。
三
一、《論語》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此兩語，在中國經濟史，兩千年來，乃為國人最所服膺一番理論。即使我們來諸今日，仍覺切中時弊。我們說，20世紀在世界並不窮，人口生殖率不弱，所患是在不均不安。我們當知，若專從經濟著眼，一切仍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將永遠無法均安。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著眼處則並不在經濟。
二、《學》云：「有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此處所謂德，即是《學》開首所謂明明德明德。人類有此明德，才相結集。人結集，即是土拓展。土拓展了，則不患財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則與此正相反。因於財觀點拓展土，奴役人民，斲喪明德，這就本末倒置了。《學》此幾句話，亦與近代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才維持適當數量人口的生計。因此人口數量不該超過有限土所承擔的生產力。在中國過社會，此項理論殊不適。因過中國是一陸農國，人群合了，同時即是土展拓了，即是財充裕了。因此說：「德者本，財者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學》這一番理論，貢獻給此中國為一種傳統的經濟政策張本，我們不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聖人制禮義，養人，給人求。使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二者相持長，是禮所。」荀子主張，我們的物質望不超過現有的物質限度。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適應現有人物質望。在此兩者間，須相互調節。使人的內望與外在物質生產，雙方相持長。荀子此番話，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說，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是人文本位為立場，或說是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人生的望，本無限擴張提高，但望無限提高，並非人生理所在。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隨於人生望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將使人生永一無限。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限的無休止。此將是人生苦痛與禍害，決非人生幸福與理。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於德與禮義，不應屬於望與經濟。人種種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生理與德領導。
四
此項理論漢代時，又了幾位有名人物賈誼、晁錯、董仲舒等，彼等政治抱負與經濟理，體言，均是因襲述儒思來。我姑舉董仲舒所言資證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示貴，不至於驕。使貧者足養生，不至於憂。此為度調均。」當知社會決不絕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僅在社會表示其位較高止。政治、藝術、科學等，他們在社會貢獻比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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