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所講是「何研究中國學術史」。
根據前數講，有關政治、社會及經濟諸端，明顯中國歷史渾融一體。中國歷史所不分裂與無中中斷，亦頗於此見。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其內裡，實有一種一貫趨向的發展。我們並說，中國歷史傳統理，乃是由政治來領導社會，由學術來領導政治，學術則於社會層，不受政府控制。在此一一迴圈貫通活潑機體組織，遂使中國歷史穩步向前，日臻於光明境。
講我已提及中國歷史偉人物周公。周公實近似於西方哲人柏拉圖在其《理國》中所求的理政治領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僅是一「哲相」。他說，是一學者哲人身份，來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禮制，奠定了中國此數千年的優良基礎。周公後，繼者有孔子。孔子所理，即是復興周公。孔子曰：「甚矣！吾衰！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見他對周公衷嚮往。孔子在政治雖不意，但在學術則有更偉就，更深遠影響。中國此後全部學術史，即孔子及其所創始儒思為主骨幹。我們又說，學術來創立政教制度者，周公為一人，孔子繼。韓昌黎所說：「周公在，故其行。孔子在，故其說長。」兩人不同者在此。
此後先秦諸子，他們中的數，亦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們的政治理與政治抱負。他們亦他們所各開創信守的一套學術思，來創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態度，說與儒基本精神相差不遠。至秦漢後，中國學術致歸宗於儒，此非各盡被排斥謂，實是後儒薈萃先秦各重精義，將盡行吸收，融會為一。故在先秦時，盡有百爭鳴。秦漢後，表面似乎各已偃旗息鼓，惟有儒獨行其。按諸實際，殊不盡。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社會人群人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對象，此亦為中國學術一特殊。儒思主理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先秦各思，體亦無逾此。故匯歸合一，特儒為其中主流已。
故中國學術主發點，乃是一種人本位主義，亦說是一種人文主義。其主精神，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問題各項實際措施。述政治、社會、經濟諸端，皆屬此物件一方面、一部分，皆實際人一語包括。故中國學術精神另一表現，厥為不尚空言，一切會納在實際措施。所謂坐言，行。若徒言不行，著書立說，是紙加紙，無補實際，向為中國人所輕視。因此西方所有純思辨的哲學，由言辨邏輯無限引申一套完整系統理論者，在中國學術史幾乎絕無僅有。故在中國學術史，亦謂並無純粹思或哲學。「思」二字，實近代中國接觸西方後所興一新名詞，中國舊傳統言「學術」，或言「學問」，不言「思」。因中國人思物件即在實際人問題，必須將此思從實際措施中求證驗。所謂「言顧行，行顧言」，無甯尤貴行在言前。故中國哲人一切言辭，似乎是一種人生經驗，與其績效概括的敘述與記錄已。其立言本，即在人生實際，不在一套憑空的思體系。
《論語》開首即云：「子曰：學時習，不亦說乎！有朋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人不慍，不亦君子乎！」此不謂是孔子一套思或理論，僅謂是孔子對於全部人生提綱挈領的一項敘述已。此乃由孔子觀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實踐履所獲親身經驗一種記錄。因此我們對孔子此番話，亦不隨意運己一套思或語言邏輯規律來加批評。因此乃孔子所親身體會一種實際人生，不是一純思，或純理論。若領悟此中滋味，亦必投身於此實際生活中，親身有此一番實際體驗，才印證其說。因此中國人講學問，恒「知行」兩字並重。無論說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行合一云云，均將知與行兩項連在一說。即面所舉《論語》首章，你必真做「學時習」的功夫，才體驗此喜悅情，這是一步。繼此往，後「有朋遠方來」，便覺無比快樂，此為二步。更進達「人不知不慍」的境界，此為三步。我們當知，無一步實踐，便無從有二步。無二步達，亦無從說三步。此屬一種人生境界，非關思體系。因此中國人教人做學問，必須知行配合來做。即學問二字，是屬於行的方面者。學與問，皆須從實習手。
此種精神，卻謂與西方人現代科學精神相近似。科學研究必重實驗，實驗這一步，再推另一步。此逐步推進，卻不走遠步，逃離實驗，憑空一口氣推一番理來。但中國學術傳統，究與西方近代科學有其迥異處。這因西方近代科學所研究物件，乃指向於界一切實物與現象，中國傳統學術所著意者，乃在人文界一應實。物變動少，研究有一恒常不變共同物件。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後一人憑此繼續深進。探求了這一面，再繼續探求那一面。進入了這一層，再繼續進入另一層。研究科學按部就班拾級登，後人所發明或發現，常超越前人，有日新月異概。近代有了愛因斯坦，便超越了昔時牛頓所發明幾項定律，更有新發明。後人有新發明，前人所發明者即續被修正。
但此種情勢不轉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變動中，人亦常在變動中，真所謂「不居故常，一日二日萬幾」。所處理人，有因制宜一法。驟來，似乎中國人講學術，並無進步言。但諸位當知，這因物件不同故。即西方人講宗教，永遠是一不變的帝，豈不較中國人講人文學，更為故步封，頑固不前嗎？當知中國傳統學術所面對者，乃屬一種瞬息萬變握不定的人。舜為孝子，周公亦孝子，閔子騫亦復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環境不同物件中，各實踐孝。但不因舜行孝在前，便謂周公憑於舜孝在前孝更進步些。閔子騫又因舜與周公孝在前又孝更進步些。當知從中國學術傳統言，應亦無所謂進步。不望其推陳新，後來居。這是易明的理。
其次，再說人牽涉，固屬複雜端，但既屬人，則必是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國往學者，很少對政治、社會、經濟等項，分途各別鑽研的。因人是一整全體，不支離破散來各別對治。硬將此等各別劃開，從某一角度為發點研究，固亦著書立說，一言，言理，持有故。但配合實際人來，則往往會岔。西方人講經濟學，亞當．斯密斯「由經濟」的理論，豈不言理，持有故。但推行過當了，便會毛病。至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則更不必說。但單就其理論，又何嘗不是言理，持有故，有他一套思體系？是憑空一口氣說太過遠了，太過周了，再放人實際問題來，反不適切。
中國的學術傳統，則較喜歡講會通，不甚獎勵專。一言一行，總須顧全局。因此西方人眼光來中國學術，沒有像西方般那種分揚鑣，百花齊放的情形。兩相比照，若覺中國的不免失單調籠統。其實此亦中國學術傳統一特殊處。譬有人說孔子是一政治，這並不錯。或說他是一哲學，或教育，或史學，並沒有錯。甚至說他是一個社會學，未嘗不。但孔子偉，並不在他的某一項專門學問。當時人就說孔子「博學無所名」。此後學術傳統此，中國學術史偉人物，常是一普通人，不像西方所謂專，這是實。
中國學術史亦並無專，文、曆法、算數、音樂、法律、醫藥、水利、機械、營造類，須有專。但中國本於其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學術所重，則在通不在專，在彼不在此，此為治中國學術史者所不不知。
二
面講中國學術傳統側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實於人生實際務，我姑舉《學》三綱領八條目來說。講人生實際問題，實跳不《學》所提的修身、齊、治國平範圍外。達述目標，首先必須做正誠意。我們且試問，為何我們不在此群體內，各謀求個人我路與打算，與夫個人生活享受，必貢獻我己，來擔當齊治國平的任呢？我們的人生，為何必盡義務不問權利？當知此處，實見中國傳統學術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內。故在中國文化體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國社會所不發達不長，因儒思內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來代替宗教功了。此又為中國文化一特殊點。此項宗教精神獲，則基於各人修養功夫。
所就儒學術言，正誠意是「體」，修、齊、治、平是「」。但單有此，無具體知識，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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