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前，就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則我認為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目。尤其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秦後政治傳統，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忽視，加深了對傳統文化誤解。我們若平客觀來檢討中國文化，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寫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因。再則我認為政治制度，必根生。縱使有些從國外移來，必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真實發生相當的。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無法長。換言，制度必須與人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像建立制度，一切人會隨制度轉變。因此外國現制度，模仿抄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來遷就制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全不與此一民族文化傳統有關聯，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安裝呢？且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完全配合活的人。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有利無弊。任何制度，亦絕不歷久不變。歷史一切往制度俱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何嘗不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專求模仿別人制度，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變，我們還追隨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歷史往一切制度傳統，已經沿襲一百兩百年的，何嘗不與當時人相配合。又何嘗是專於一二人，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二因。但由於國局動盪，人生活不安定，己寫的，感比這一部書更重的還有，因此此書終於沒有寫。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間，承何敬先生我講演中國歷代政治失，但講期有五次，每次限兩時，又為旅途匆忙，及其他條件，並不對歷史傳統制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綱。本來再就講演記錄在講演時未及提的，略增補。不幸講演完，我又負傷養病，在此期間，沒有精力對此講稿，再改進。就原記錄稿有與原講義旨走失處稍稍校正，其他不再潤飾了。將來若償宿願，寫一部較詳備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則屬至幸，此書搶先呈教於讀者前，亦稍欣慰，並在此致謝何先生意。若無何先生這一番督命，連此書，不會有倉促完望的。此稿初，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養病時。嗣後又有邀約，請寫一本「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唐代的兩稅制，明代的賦稅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資料補入，較原稿稍微充實，恐尚疏漏謬誤，切盼讀者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錢穆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