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梁啟超為「新史學」倡導「史學革命」，其方向一就是變史學的「帝王學」為「為國民寫史」。所謂「為國民寫史」，不僅是歷史寫給國民，還是歷史為國民寫。百餘年來的歷史研究歷史教育的績是有目共睹的，但就「為國民寫史」言，離「新史學」追求目標還相差甚遠。由電視台「名講座」帶來的「品三國」熱潮，及報對怎樣說史的討論，不妨學術界為「為國民寫史」進行的有益嘗試探索思考。近日，中華書局重印史學呂思勉先生所寫的《三國史話》，為學界當的嘗試思考提供借鑒。
世紀的三十年代，蘇北游擊區的江蘇文化社，組織編輯部籌劃版圖書刊物。已故歷史學楊寬先生當時在編輯部工，便約請己的老師呂思勉先生來寫一本歷史通俗讀物。呂先生，與歷史通俗讀物，漢末三國這段歷史是最佳的素材；因為人們所熟知的三國的史人物，來《三國演義》，但是《三國演義》畢竟是一部演義體的歷史說，人們從中獲取的歷史知識，或者演義中的觀點來評說歷史人物，就會造許謬誤；通俗淺近的語言來講述三國歷史，既糾正人們歷史觀念知識的謬誤，引的閱讀興趣。
呂先生的《三國史話》，實在是他《秦漢史》的副產品，融入許他獨特的研究。此次版，附錄中還收錄了呂先生有關三國歷史的二十篇札記。讀者將這些札記與《史話》的敘述相互對照，或進再讀他的《秦漢史》，就體會史「說史」與演義體的歷史說不相同。
說史「烹調」，評話、文學刺激受眾的口味，一定加「佐料」；史學追求歷史的「原汁原味」，不僅不「調料」，還對什麼「吃」、什麼不「吃」細加甄別。呂先生說：「解釋古，批評古人，不是絕對不，不過很謹慎，限於的範圍內罷了。謹守著這個範圍，我們說的話，實在很少。在這些少的活中，卻少見一點實的真相。其意義，比演義等假設滿足人的感情的，深長。」我為：糾正錯誤的歷史知識；揭示一些為人忽視的史真相；說點意味深長的歷史意義，是這本《三國史話》的三特色。
漢末三國這段歷史，需糾正的歷史謬誤甚，一號需辯誣的歷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記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曾撰文力曹操「平反」，說曹操的所所為實在繼承了黃巾義的未竟業，結果引了批評的意見。其實，呂先生為魏武帝的辯誣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年，且立論、視角不相同。呂先生說：政治本不是情，因政治鬥爭的需耍些陰謀詭計，原是政治不或缺的手腕，我們正不必此來評說他的是非功過。曹操在五十歲時曾寫過一篇類似「述」的《己亥令》，其中說：（有人說我篡漢，）我放兵權，回武平，卻是勢所不的。一者怕離了兵權，被人謀害，替己的子孫打算；再者，我其失敗，國有危險的；所我不慕虛名受實禍。從前朝廷封我三個凡子做侯，我力辭不受，現在倒又受了。並不是還此為榮，不過己的兒子建立幾個國在外，為萬安計罷了。呂先生說：讀曹操的《己亥令》，就知他是一個老實人。惟光明的人，說話夠坦白。歷來的英雄，「遮遮掩掩，修飾己一無弊病的」，誰像曹操這般老實坦白呢？將他視為奸臣，則是受《三國演義》說書人的影響。
其實，不光《三國演義》所敘的史謬誤甚，就是《三國志》的記載有錯誤不實，諸此類的辯誣、糾錯、求真，在這本《三國史話》裡甚：曹操攻陶謙是否是為父報仇？孫策渡江襲擊許的真實原因是什麼？赤壁戰時孫權、周瑜、魯肅何決抵抗曹操？魏延的將略及謀反降魏的真相？鍾會是司馬昭腹，何有反司馬昭的野？附錄中的《諸葛亮南征考》，專考《漢晉春》有關諸葛亮「七縱七擒」孟獲的記載，者認為：「攻攻城，戰兵戰，後世侈為談，其實不中情實。」「亮素志，在北方；其於南土，不過求其不為後患止。……粗安粗定，繫本懷。一未敉平，原不足為亮病，必崇虛辭，轉貽致譏失實矣。」
《三國演義》的敘，凡像有「定數似的」，說兵謀、論軍，總是說「有神算」、「似有助」。其實，底的哪有這般簡單呢？呂先生的這本《三國史話》，似平常無奇，其背後有他一番求索考訂的功夫，尤其是糾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非的觀念，揭示一些為人忽視的史真相。論者說，曹操功的主原因在於他「挾子令諸侯」，呂先生則認為主「還是因其政治清明，善於兵」，挾子令諸侯關係甚。書中說赤壁戰，「曹操固犯兵忌，有其致敗，孫、劉方面，未見有何必勝的理由」。再官渡戰，通常說曹操是少勝，這是實。不過此役曹操是孤注一擲，其兵謀並非《三國演義》所說的那樣「竹在」。建安五年四月，曹操雖擊斬顏良、文醜，並未傷及袁紹的主力。其後，兩軍相持四個月，袁氏充分利持久計，至八月才發進攻，至曹操軍糧垂盡，兵勢危急，寫信給後方的荀彧，退兵回許昌了。幸虧荀彧力主不退卻。曹操帶五千兵偷襲屯守烏巢的淳瓊，實是「捨死忘生，拼個孤注一擲」。至於官渡戰後，形勢雖變為南強北弱，但「說曹操的兵力就一舉掃蕩袁紹，那還是不夠的」。曹操破陶謙、呂布、袁術等，前後不過兩三年；袁曹兵，前後共歷九年，見「袁紹確是曹操的一個勁敵」。
呂先生說史，富有局觀，不斤斤於無關宏旨的情節渲染。書中說關羽敗雖與其「剛愎貪攻」有關，「通觀前後」，劉備的計太工急於併吞劉璋不不說是一個遠因。「倘使劉備老實一些，竟替劉璋一力，北攻張魯，這是易反掌攻的。張魯既，馬超、韓遂等還未全敗，彼此聯合，擾關中，曹操倒難對付了。劉備計太工，不肯北攻張魯、反噬劉璋、至替曹操騰了平定關中涼州的時間，且仍給削平張魯的機會。後來雖因曹操方面實力亦不充足，仍進取漢中，本聯合涼州諸將共擾關中的，卻變做獨當敵。於是不不令關羽兵為牽制，荊州喪失的禍根，就潛伏於此了」。書中說後漢的動亂，特指這與西涼兵的強悍涼州一帶民風亂有關，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其中實含有很深遠的民族問題、文化問題」。
我們估量一個人懂不懂歷史，往往知、記史的少為標準，這有一定的合理。不過，過的史，總今人細體會才會覺有意義、有處。光記少來衡量，實不算是懂歷史。黃仁宇先生曾說：「為人師，在國學子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不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後，不免捫問：他們或們須理解井田制度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場」？（《中國歷史》）同樣，說史者不厭其煩探究清聖祖是「傳位十四子」還是「傳位於四子」，總藉此說明一點理吧，否則「昨夜鄰人貓生子」一樣，記述它又有何益呢？所，通過史來說明理，是呂先生說史的一個目的。
比，西漢所設的刺史，是專門來監督太守一級行政官的，他們官位比太守低，資格比太守淺。官治官，這且不顛倒了政治的秩序？當時人因此有一番「刺史該不該改州牧」的議論（改為州牧，就算是太守的級官，資歷較深的人擔任）。這些歷史的制度議論，對於二千年後的今人，有何價值意義呢？呂先生說：西漢的刺史設置，仍有相當的價值，當時人的議論則不足取；因為，行政與監督本為兩個系統，「行政官宜資格較深的人，監督官宜資格較淺的人。因為行政有時候有相當的手腕，且有相當的技術，這是有經驗後才夠有的，所資格深的人。至於監督官，則重在破除情面。鋒銳，不穩重。有些初茅廬的呆氣，不閱歷深世故熟。他抱有高遠的理，世不入眼，不他慣了為無足為怪。他處沒有認的人，一意孤行，不際了，處處覺為難」。現在的情來比喻：「學校裡初畢業的人，文官考試剛錄取的人，宜於做監察官。在官場辦過若干年情的人，宜於做行政官。」
又漢代的外戚問題，呂先生有一番論述。他說：封建宗室，後來互相攻擊，甚至對朝造反，這是從封建時代就積累了長久的經驗，所後來就不行封建了。外戚秉政，足貽禍，其時經驗尚淺，至於前漢為外戚所篡，後漢還是任外戚。「一種不適宜的制度，人類是非經過長久的經驗，不會覺悟的」，「當一種制度的命運未滅亡的時節，雖有弊病，人總怪身居其位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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