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替一位絕代的英雄辨誣了，這英雄是誰？便是魏武帝。
現在舉世說魏武帝是奸臣，這話不知從何來？固，這是受演義的影響，演義亦必有所本。演義的前身是說書，說書的人是不會有甚麼特別的見解的，總不過迎合社會的理；且一種見解，不是數人的理相合，決不會流行此廣的；所對於魏武帝的不正當的批評，我們認為社會的程度低，不足認識英雄。
魏武帝的為人，底是怎樣的呢？這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發的令。便知。這一令，是載在魏武故面，見於現在的《三國志》註裏的。他的：
魏武帝是二十歲被舉為孝廉的。他說：「我在這時候，因為我本不是甚麼有名聲的人，怕給當世的人輕了，所希望做一個¬郡守。」的確，他後來做濟南相，是很有政績的，但因罪了宦官，又被豪強所怨恨，怕因此招致「禍」，就託病辭職了。
辭職的時候，他年約三十歲。他說：「我同舉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來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不過他一樣，又何妨暫時隱居呢？」於是他就回他的本鄉譙縣，在城東五十，造了一所精舍，①秋夏讀書，冬春獵，待時清。這見他的志趣，很為高尚，並不是甚麼熱中於富貴利達的人；他在隱居時，還注意於文武兼修，又見他是個有志士。
後來他被徵為尉，又升遷做典軍校尉，這是武職了。他說：「我在這時候，又希望替國立功，將來在墓立一塊碑，題為漢征西將軍曹侯墓。」
不朝政昏亂，並不給他立功的機會，且還釀了董卓亂。他在這時候，就興義兵，討伐董卓。他說：「我合兵，是夠的，我不願意，因為怕兵意盛，強敵爭衡，反為禍始。所董卓打仗時，兵不過數千；後來揚州募兵，三千為限。」
後來在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這是他生平做業始。他又敘述他破平袁術、袁紹、劉表的經過，說「設使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我們不不承認他是實話。
文，他就說：「人見我兵勢強盛，又向來不信命，②或者疑我有篡漢的意思，這是我耿耿於的。從前齊桓公、晉文公所為後人所稱，就因為他兵勢強盛，還夠奉周朝故。周文王有了三分二，還夠奉殷朝，孔子稱他為至德，我難不學他麼？」他又引兩段故：一段是戰國時的樂毅。當戰國時，燕國曾為齊國所滅，後來總算復國。這時候的燕王，謚法喚做昭王。他立意報仇，任樂毅，打破了齊國，攻了七十座城池。齊國剩兩個城，眼見滅亡在即了。樂毅因為齊國人服，不肯急攻。不燕昭王死了，他的兒子燕惠王即位，素來樂毅不睦，便派人替代他。這時候，樂毅回燕國，是必受禍的，樂毅就逃趙國。樂毅後，軍忿怒，齊國的名將田單，就趁此將燕兵打敗，齊國恢復過來了。後來趙王樂毅謀算燕國，樂毅伏在，垂著眼淚：「我奉燕昭王，奉王是一樣的。我其在趙國罪，逃別國，我是終身不敢謀算趙國的奴隸的，何況燕昭王的子孫呢？」
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蒙恬的祖父，喚做蒙驁，父親喚做蒙武，是秦國的軍官。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長城，帶著兵，在現在陝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後，兒子二世皇帝即位，殺掉蒙恬。蒙恬說：「從我的祖父我，在秦朝算做信託的臣子三代了。我現在帶兵三十萬，論我的勢力來，是足造反的。我寧死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兩者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蒙恬就殺了。
魏武帝引此兩段故，說：「我每讀這兩種書，未嘗不愴流涕。從我的祖至於我，受漢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我的兒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漢呢？我這些話，不但對諸位說，還對我的妻妾說。③我又對他們說：我死後，你們該再嫁，向他們傳述我的，使人知。雖此，我放兵權，回武平國，④卻是勢所不的。一者怕離了兵權，被人謀害，替己的子孫打算；再者，我其失敗，國有危險的；所我不慕虛名受實禍。從前朝廷封我三個兒子做侯，我力辭不受，現在倒又受了。並不是還此為榮，不過己的兒子建立幾個國在外。為萬安計罷了。」
令文所說，略是這樣。西洋的學者說：「政治不是最的情。」因為政治本來是社會有了矛盾後才有的，所政治所對付的，全是些貪婪、強橫、狡詐的人，毫無手段是不行的。一個政治往往是一時代局安危所繫。因為政治總是這一種勢力壓服那一種勢力的，這雖不必是戰爭，其質實戰爭無異。政治的首領，就軍中的主將一般，失掉了他，陣容是會散亂，甚至於崩潰的。所一個政治的首領，往往是敵方危害的對象。魏武帝說：「我失敗了，國有危險。」這句話，是不不承認其有真實的。
有人說：既此，所謂政治，總不過是這一種勢力，壓服那一種勢力罷了，不參加政治鬥爭的人，根本沒有關係，又何必幫這一方面壓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鬥爭雖非人人所直接參加，政治的壞是人人受其影響的，並不置諸不管。各個人，明於政治的壞，並不丟掉己的情做政治工，站在己的本位，對於當時的政治，或者幫助，或者制裁，就很決定他們的勝負了。因為政治似另一件情，實在是社會的力量做基礎，數人合計來，其力量是非常偉的。政治固是兩個階級的鬥爭，在一定時期內，總必有一個階級，是代表國利民福的，我們於此，就不漫無別白了。
政治的鬥爭，既軍隊戰一般，則不但對於敵黨的手段，有時是不不，即對於本黨，亦是此，因為整頓陣容，就不不有害於團結的人除，這正軍隊裏講軍紀一樣。所政治的功罪，問其根本的主義何，並不摭拾著這一件，或那一件，簡單淺短的眼光評論。譬魏武帝的殺伏皇，就是一個例子。
這件情，在建安十九年，據《三國志》說，是伏皇曾寫信給他的父親伏完，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怨恨魏武帝。話說很醜惡，這時候，這封信發覺了，所魏武帝伏皇殺掉。這句話很有疑。凡做一番業的人，總是有人說，有人說壞的，根本沒法子使個個人說，所做業的人，總是毀譽置諸度外的。魏武帝難是怕人謗毀的人？是有一封信說他的壞話，就發怒殺人，那他生平，不知殺掉少人才夠？所當時的伏皇，必是另有甚麼政治的陰謀的，斷不會因一封信罵魏武帝被殺。至於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怨恨魏武帝，則董承並不是公忠靠的人，我在九節裏業經說過了。《三國志》註引《曹瞞傳》說：魏武帝派華歆帶兵進宮收捕伏皇。皇關了門，躲在牆壁裏。華歆打壞了門，牆壁毀掉，將皇牽了來。這時候，獻帝正御史夫郗慮同坐。皇走過他的面前，握著他的手：「你不救活我了麼？」獻帝說：「我的命，亦不知在甚麼時候。」又對郗慮說：「郗公！有這樣的麼？」這些話，一望知其是附會談，做《後漢書》的人，卻他採入《伏皇本紀》裏。於是後來的人，為他見在正史，一定是靠的，編纂歷史的人，採取他。就為眾所共信的了。《曹瞞傳》又說：伏完他的宗族，死的有幾百個人。其實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離這時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見《曹瞞傳》的不足信。
所我說伏皇的被殺，是一定另有政治的陰謀的，不過其真相不傳於後罷了。假定伏皇的被殺，是別有陰謀，則魏武帝一身，既關係局的安危，不不為局故將他撲滅。這正帶兵的不因軍中有一群人反對他即職，或殺，置軍隊的安危於不顧一樣。老實說：立君本來是為民的。其本來的君主，因種種原因不保護國人民，另有一個夠此，則廢掉他立，原不算錯，且是合理的，因為這正是合於數人的幸福的呀！魏武帝當日，還始終不肯廢漢立，這又見他濡染於封建時代的德很深，他對於漢朝，已經是過當的了。
後人誣枉魏武帝篡漢的，是因為列這幾件不正確的記載。
其（一）《三國志．荀彧傳》說：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說魏武帝應該進爵為公，這件情荀彧商量，荀彧說：「魏武帝本來是興義兵，匡輔漢朝的，不宜此。」魏武帝因此不平，荀彧就憂愁死。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年，魏武帝就進爵為魏公了。這話明是附會。魏武帝真篡漢，怕荀彧甚麼？況且進爵為魏公，篡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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