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節選1946年5月3日《正言報》的《南京為什麼為六朝朱明的舊》一文，今將原文的開頭結尾附於本文的開始結尾，方括號內文字即是。
【邑的選擇，我是為人的關係，重於理的。南京會為六朝明初的舊，這一點，怕言其真相者頗少。漢史，往往史太深了，為建時，必有深謀遠慮，一番理的選擇，不知其實於人的推移，謂求深反失。所我在這裡，願意說幾句話，證明我的主張，再附述一些我對於建問題的意見。】
南京為甚麼會為六朝的邑呢？其實東晉宋、齊、梁、陳不過因襲已。創建一個邑，不是一件容易的情；又當邑創建初，往往是造草昧際，人力物力感不足，所總是因仍舊貫的，憑空創造的少，這是東晉所建南京的原因。至於宋、齊、梁、陳四代，則其政權本是沿襲晉朝的，更無待於言了。則在六朝中，有孫吳的建南京，有加研究的必。
孫吳為甚麼建南京呢？長江流的會，本來是在蘇州，後來遷徙揚州的。秦朝會稽郡的治所漢初吳王濞的城，就知孫吳創業，本在江東，其對岸，直孫策死時，還在歸曹操的陳登手裏，無建揚州理。則為甚麼不將根據移向長扛流，便進取呢？須知江東定後，他們發展的方向，原是此的，其兵力剛進湖北邊境時，曹操的兵，已從襄陽江陵，直漢口了。流為曹操所據，江東斷無全，所孫權不不連合劉備，冒險一戰。赤壁戰後，流的形勢穩定了，圖進取，則非漢末荊州的治所襄陽不。此時荊州，破敗已甚，龐統勸劉備進取益州，實「荊土荒殘。人物凋敝」，為最的理由。直至曹魏世，袁淮尚舉襄陽棄（見《三國．魏志．齊王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其不為進取的根據見。吳若全力攻取，魏亦必全力搏擊，則不守，不則再蹈關羽的覆轍，所吳雖荊州，並不向這一方面發展，孫權曾建武昌，後仍還江東，概為此。
居長江流圖發展，必先據有徐州。關於這一個問題，孫權在襲取關羽時，曾呂蒙研究過，底取徐州與取荊州，孰為有利？呂蒙說：徐州，北方並無重兵駐守，取不難，其為「驍騎所騁」，即七八萬人，並不易守，還是全據長江的有利。此，才決計襲取荊州。
見在流方面，孫吳亦不易進取，曹魏在這一方面的壓力卻頗重。原來劉琮降後，曹操順流東，不過一時因利乘便計，若專剿滅孫吳，從淮南進兵為便。所赤壁戰後，曹操曾四次征伐孫權（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是從這一方面來的，合肥的兵力尤重。
孫吳所拒者，實在今濡須口一帶。此為江東的生死所繫，金陵，則這一帶聲勢相接，便於指揮。又京口廣陵相對，亦為長江津渡處，曹丕曾將此伐吳，此路亦不不防；居金陵與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顧右盼勢，孫權所不居吳郡居金陵，其理由實在於此。此不過一時軍形勢使，別無深意。
東晉宋、齊、梁、陳四朝，始終未恢復北方，論者或謂金陵的形勢，圖進取，尚嫌不足，後來宋高宗建臨安，或又嫌其過於退守，謂其形勢尚不金陵。此等議論，皆太偏重理，其實南朝不恢復，主因實在兵力不足，當時兵力，南長於水，北長於陸，水軍力雖優，足防禦，或亦乘機為局部的進取，恢復中原，則非有優良的陸軍，一二次決定勝負的戰不。
且身臨前敵，居於適宜指揮，乃一將任，萬乘君，初不必此。孫權雖富有謀略，實仍不脫其父兄剽悍輕率質，觀建安二十年攻合肥役知，此其所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則初不將，居金陵與居臨安何異？
國寡民世，建，爭入於數百間，至一統世則不。漢高祖洛陽，留侯說：「其，不過數百，田薄，四面受敵，不關中，沃野千，阻三面守，獨一面制諸侯。」此乃當統一初，尚沿列國並立時代習，畿，與他人對抗，故有此說。若一統世，方制萬，在一個政府統制，居長安與居洛陽，又何所擇？
則政治及軍的指揮，點孰為適宜，必計較於數百千間，亦陸恃馬力，水恃帆力世為。
【明初為什麼建南京呢？那是由於其兵初，還沒有攘斥胡元的力量，是在南方覓一根據，那麼濠州分離別為一軍渡江，莫便於集慶（元集慶路）。太祖的取，其兵力，於攘斥胡元者實少，於勘定流張士誠、流陳友諒者轉。胡元遁走後，南方基礎已固，又何煩於遷？論者或謂明國威，永樂時為最盛，實由祖遷北平使，此亦不考史實談，論其實，則永樂時邊防，實較洪武時為促。明初，北方塞，本在開平（今倫），祖寧畀兀良哈開平衛摯孤，宣宗乃移於獨石，此宣、遂極邊。明初胡元雖退北平，仍佔據漠南北，為中國計，圖一勞永逸，必漢世發兵絕漠，深入窮追，度漠，太祖時有，祖時則未聞。其後有先難，俺答患，中國何嘗不北平？
中國歷代兵爭敗觀，似乎北制南，南不制北，故論建者，謂北勝於南。同一北方，則又謂西勝於東，汴梁不洛陽，洛陽不長安，此皆敗原因，一斷於軍，言軍敗，則又一斷於理形勢，殊為失實。且有黃梨洲所見與眾不同，他在《明夷待訪錄》說：「秦漢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號，故不與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東南粟帛，灌輸，有吳會，猶富室有倉庫匱篋。千金子，倉庫匱篋，必身守，門庭則委僕妾，舍金陵弗，是委僕妾金庫匱篋，昔日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智不千金子若歟？」他知「重」，在財力，在文化，不單在兵，其識謂勝人一等。
古人言治，首重風化。善風俗，必有其示範，理勢言，首為最便，故京師昔稱首善區。昔時論建者，注重於政治軍，罕注重於化民俗，有者，則惟漢翼奉，唐朱朴，宋陳亮。翼奉當漢元帝時，他對元帝說：文帝稱為漢賢君，亦其時長安的規模，尚未奢廣，故節儉治，若在今日亦「必不功名」，他主張遷周，重定制度，「與更始」。朱朴，當唐末亦說「文物資貨，奢侈僭偽已極」，非遷不。陳亮當宋高宗時，書說：「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間，人物繁盛，固已甲於東南；秦檜又從備百司庶府，一講禮樂於其中，士夫又從治園囿台榭，樂其生；干戈餘，錢塘遂為樂國矣。」窺其意，宴安鴆毒，實為不恢復的原因。三言，皆謂深切著明，陳亮言，實尤為沉痛。有謀國責者，倘不視為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