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選《呂思勉遺文集》（），按原稿補正。
所謂特務，並不是近代才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餘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國．魏志．高柔傳》說：「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盧洪、越達等，使察群。柔諫曰：「設官分取，各有所司。今置校，既非居信旨；又達等數憎愛擅威福，宜檢治。」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吾。刺舉辨眾，使賢人君子為，則不。昔叔孫通群盜，良有。」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謝於柔。」校制，並未因廢，所文說：「校劉慈等黃初數年間，舉吏民奸罪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掛法者，不過罰金。」
嘉平中，才因程昱孫曉言廢，《昱傳》云：「時校放橫，曉疏曰：『……昔武皇帝業草創，眾官未備，軍旅勤苦，民不安，乃有罪，不不察，故置校，取其一切耳，檢御有方，不至縱恣。……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察宮廟，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於門，不顧覆訊。其選官屬，謹慎力粗疏，謥詗為賢。其治，刻暴為公平，循理力怯弱。外則托威為聲勢，內則聚群奸為腹。臣恥與分勢，含忍不言；人畏其鋒芒，鬱結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肆其奸慝，罪惡著，行路皆知，纖惡過，積年不聞。……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充其職，申明科詔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吏，益不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為校，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舊選，尹模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曹恭公遠君子，近人，《國風》託為刺；衛獻公捨臣，與臣謀，定姜謂有罪。縱令校有益於國，禮義言，尚傷臣，況奸回暴露，復不罷，是袞闕不鋪，迷不返。』於是遂罷校官。」
魏國建，在漢獻帝建安廿一年，為西元二一六年，嘉平為齊王芳年號，二四九至二五三年，魏任校，約歷四十年。
又《吳志．孫權傳》：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呂壹，壹苛慘，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奸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朱據傳》：「嘉禾中，始鑄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受，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據哀其無辜，厚棺斂。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殘。權數責間據，據無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叔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嘉禾為權年號，二三二至二三七年，其明年二三八，為赤烏元年。
法所最忌者，為於正式機關外，別立機關；且入任情，不本法；程曉言，謂極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才的，《魏志．方技傳》注引東阿王《辨論》，說：「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等知遇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游，六黻難佩，終不敢進虛誕言，非常語。」魏武帝的嚴明，確乎不甚容易；程曉說他檢御有方，當非虛語，仍不不為趙達等所欺；像孫權的粗疏，就更不必說了。
程曉說任校有傷臣，呂壹誅，孫權使告謝諸將，則魏、吳任校，意實在於檢察將吏的貪縱。從來喪亂際，官方每不傷，武臣縱恣尤甚，加檢察實為必。目的雖正，手段不適，其招禍尚此，若近代法西斯主義者所為，專為維持一己的威權位見，不恤殘酷吏，肆暴虐於民，則是武曌任周興、來俊臣，明祖立東廠，其風又在魏武帝、吳帝了。
或謂法西斯主義者流，所行雖不適當，亦非無為國為民，未一筆抹殺。這話我亦承認。但須知社會國，關係重，手段一誤，流毒無窮，正未有為公，冀人寬恕。昔人說：周公營洛陽為東，說其通便利，有德易興，無德易亡。秉政者正不無此氣度。所不論我是該推翻的，不該過於防閑別人；即使我確代表國利民福，反對我者係屬搗亂徒，我們對他，仍不宜過於壓制，因為讓他爆發一次，則其搗亂為眾所共知，即為眾所共棄，局早入於正軌了。又況誰代表國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