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民間文化中一直佔據著一個獨特的位，從熱播的《少年包青》等影視劇中其人氣高。近千年來，包拯在歷代人民的目中，一直是剛正不阿、為民請命的包青。他斷案神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在流傳來的許案奇案中顯示過人的聰慧與膽識。
包拯年輕時，曾當過長縣（今屬安徽）縣令。一日，有個農民縣衙告狀，說他的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宋代為保護農業，曾頒佈法令，嚴禁屠宰耕牛。）但是由於兇手是趁著夜間休息的時候案的，且沒有留任何蛛絲馬跡，因此判斷來非常困難。
包拯問：「你來告狀，別人知嗎？」那人回答：「不知。」
「耕牛被割舌頭，鄰居知嗎？」「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別人應該不會知。」
包拯裡一有了計策，對告狀的農民說：「聽我的吩咐，你回偷偷牛殺了，賣。但切記一定不聲張。我會有辦法找那個割牛舌的人。」農民雖裡有些疑慮，但仍按包拯的囑咐做。隔了沒幾，有個人跑縣衙告那個農民宰耕牛。包拯知這個人就是割牛舌的兇手，他投羅網，裡很高興。他聽完訴狀，喝：「膽刁民，你為什麼割掉耕牛的舌頭？」
那人萬萬沒有包拯會查己，頓時呆若木雞，供認割牛舌的經過。
原來，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害牛主，便偷偷割了牛舌頭。他為牛沒了舌頭便不吃草，牛主人將牛殺死，這樣就觸犯宰耕牛的法令，藉此陷害牛主人。聰明過人的包拯，將計就計，找了割牛舌的人，並依法治了他的罪。
此案的順利告破，使包拯贏了斷案神的名。
但是歷史真正的包拯並不像說戲劇描寫的那麼神，他是一個有血有的人，人非聖賢孰無過？他在判案的過程中有判斷失誤、當受騙的時候。
怒斥惡吏，重罪輕罰
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時，有個人犯了罪，被官府緝拿歸案，按刑律，將受杖打懲罰。
古時候的杖刑是五刑罰一，不是老師體罰學生的教鞭，每一杖是實打實的，幾杖皮開綻那是常有的。那人被判杖刑，頓時就慌了，就托關係找包拯手的一個吏，「意思」了「意思」，希望夠免傷筋動骨的刑罰。
那個吏見犯人此「」，於是就支了一招，與犯人約定：「等府尹（包拯）審案時，肯定我來記錄你的罪狀，時你聲呼冤辯，我有辦法為你減輕刑罰。」
犯人領神會，等包拯一堂，犯人便照吏的吩咐，拚命為己分辯。這時，吏擺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聲呵斥：「別再說了，快快受了杖責，滾回牢房吧。」
包拯一生中最見不的就是貪官污吏恃強凌弱，見這書吏賣弄權勢，便打擊這個吏的囂張氣焰。於是將那吏當堂責罰一通，反過來將那個犯人的脊杖改杖，從輕發落了。
包公的一頓數落，卻正中吏的懷，包拯為弱者伸張「正義」的時候，卻不知那吏正低著頭偷笑呢。
包公被蒙蔽，人很意
號稱嚴明的包拯被油猾吏蒙住了眼睛，堂堂的朝廷命官卻在一個吏面前栽了跟頭，稱包公一輩子數著的糗了。
包拯所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有一顆嫉惡仇的，這顆不因外物所動，即使是皇帝的親戚，他照樣秉公處理。
是，包公這顆「嫉惡仇」的，卻為人所利，這吏是個「人精兒」，他對包拯的脾是摸「門清」。包拯平時最不慣官吏仗勢欺負囚犯，懷疑吏打算敲詐囚犯，說不準他還認為書吏不替犯人求情，反對犯人態度生硬，約是沒有受什麼處，因基於對書吏職業德的評判，一時衝動，代替了法律的評判，了違背實法律的判決。
於是，他叫人當場打了吏一頓，轉對囚犯寬處理。不知這正中了吏的計謀。吏利包拯嫉恨官吏苛刻的理，達索賄營的目的，實在是狡猾透頂。
最後，整個案件的結果就是：包公伸張了「正義」，罪犯功減刑，吏有了筆「外快」，「皆歡喜」。
公正不容有失
在我們譴責那個狡猾的吏的同時，有沒有過，讓這件案子變鬧劇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疾惡仇，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所應有的德品質。懲惡揚善，社會才會穩定、發展，法律正具有這樣的社會功。司法官面對人世間的種種惡行，果無動於衷，放縱犯罪，無疑將為德所不齒、法律所不容。
，法官審案不德的評判來代替法律的評判，不需疾惡仇情，疾惡仇需依法進行，準確舉手中的法律劍，使正義弘揚，邪惡懲處，這才是法官應有的品質。
這案件是狡猾的書吏猜透了包拯的思讓包拯當受騙，但是包拯為了有意打擊吏的囂張氣焰，主觀武斷，輕易改變刑罰，雖發點是的，但結果矯枉過正，不知己被吏給賣了。
我們敬包公，敬的不是他為了公嫉惡仇的高尚品德，更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非為了「嫉惡仇」有失公正。法官依據的是法律實，非德評價，因為德評判與法律評判的實基礎不一樣：德評判不需對實進行充分、嚴謹的核實，法律評判卻建立在被證據證明的實基礎。
因此，在對一件的德評判與法律評判在許時候有不一致的方，這些方就為一些人牟利的「溫床」。比案中的吏，就是一個很鮮活的例子，提供這個「溫床」的，卻是我們偉的包公。
懲惡揚善需依法
但這並不是說，包公疾惡仇錯了。問題的根源在於，包拯過將個人的德情感帶進審判，不利於公正審理案件，罰不當罪。
歷史犯同樣錯誤的法官，並不有包公，有的甚至意氣，喪失理，辦了冤假錯案。比宋朝的理學師朱熹，曾有這樣的糗。
朱熹任浙東提學時，浙江臺州太守唐與政因為官妓嚴蕊有詩詞的才華，兩人時相往來，但並沒有什麼不軌的行為。唐與政恃才華，批評朱熹「字不識」。
結果朱熹很生氣，跑臺州來找碴，認為唐與政這樣的風流官員肯定官妓嚴蕊有通姦這一德問題，於是藉此彈劾唐與政。為了取證據，對嚴蕊嚴刑拷打，逼取口供，造了冤案。具有強烈德情感的朱熹，因為德價值的評判遮住了眼睛，導致了法律評判的錯誤。
這就是我說的，法官不依德的善惡標準來評判案件，依法律的規定來判決案件，儘管有時你在德情感有所傾向，但你在辦案時絕不因為疾惡仇失公正。
將公正放在一位，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才避免先入為主，理公正司法。理雖簡單，是縱觀古今，又有少人真正做呢？包公這樣的人物，因一時失察，鬧這樣的糗，直今，為諸君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