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因《三國演義》飛入了千萬戶，千秋跡任人評說，隨著今我們對史料的進一步解讀，又有許不同的觀點浮現於當今的學術界，為我們的茶餘飯後增添了許談資。
儒法兩摻著玩
假有人問：「曹操的思屬於哪一？」一般人會回答：法。
這難怪，曹操崇尚嚴刑峻法，因此，許人認為曹操是法，曹操的思應該是法思為主不足為怪。但是，在逐漸深入瞭解魏武帝曹操的具體跡中的細節後，發現不少有趣的情，值今的我們對曹操姓「儒」還是姓「法」進行一些新的探討。
早期的曹操「任俠放蕩」，喜歡當一名「遊俠」，同時代的袁紹、張邈等許人此。這個時期應該說法思對曹操影響並不深，因為韓非子對遊俠一類人是排斥的，包括在他「重本抑末」的思裡。
隨著他「舉孝廉為郎」，開始進入官場後，法思在他的行動中初見端倪，棒殺蹇碩叔，整治貪官污吏。後來有一段時間，曹操「托疾病，輒告歸鄉」，其原因便是因為「權臣專朝，貴戚橫恣」，突讓我孔子說的「邦無，則卷懷」，政府腐敗無，就捲鋪蓋回吧！
由此比照，見曹操思中受儒影響不。
學儒，先學習搞
建安八年五月，曹操頒佈的《修學令》，表明了他實施禮教化民眾的決，這與曹操的一位謀士有著密不分的關係，這位謀士，叫袁渙。
袁渙初歸曹操，便對曹操說：「夫兵者，凶器，不已。鼓德，征仁義，兼撫其民除其害。」提倡德仁義教化民眾，曹操深納其言。袁渙歸曹操是建安三年呂布覆滅後的，見曹操最遲在這個時候就有實施禮教民的法，概由於戰頻繁所沒有台具體政令。
魏國建國初，曹操升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夫」，袁渙又言曹操：「今難已除，文武並，長久。為收篇籍，明先聖教，易民視聽，使海內斐向風，則遠人不服文德來。」曹操「善其言」。其治，劉馥於揚州「聚諸生，立學校」；杜畿在河東「親執經教授」；楊俊治南陽「宣德教，立學校」。因此見，曹操並非在說空話，是有實際行動的。
禮教民，德化民是儒一貫的主張。觀先秦幾位儒，孔子主張「德，齊禮」；孟子有言「謹庠序教，申孝悌義」；荀子亦云「勸教化，趨孝弟」。至漢代董仲舒認為「教，政本」，主張君主應該「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教化，感禮樂」。由此觀，禮教民的政策體現了曹操儒思的一面。
仁教中不忘法「本色」
在實施禮教民政策的同時，曹操同樣不忘推行他崇尚的嚴刑峻法。首先突的一件就是「制新科州郡」，何夔言曹操：從喪亂來，人民流離失所，現在雖稍稍安定，但是歸服教化的時間很短。所達的新法令，是嚴明的刑罰來整飭法令，統一國的教化。我所管轄的六縣，轄界剛剛劃定，加鬧饑荒，果一律法律禁令來整治，恐怕會有不服從教化的人。有不服從教化的人就不不誅殺，那麼就不是觀察民情設立教化順應時勢的意圖了。
古代帝王京外的區劃分為九等徵收賦稅來區別遠近，制定三種輕重不同的刑法來平定治理社會混亂的局面，我的愚見認為這個郡應該遵從邊遠區、新封王國的法律，這裡的民間，派主管官員臨時根據情況靈活處理，對不違背公正的法度，對順應百姓的願。等過了三年，老百姓安居樂業，後法令整治他們，那麼就沒有什麼方行不通了。
曹操聽從了何夔的建議，將新科推廣至治各縣。不僅此，曹操還將教刑結合，曹操曾對高柔令說過：「夫治定化，禮為首。撥亂政，刑為先。」表明了曹操實施教刑結合的思。
王修治魏郡時，「明賞罰」；蘇則在金城設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等等。足說明曹操崇尚的法治在其治各縣實施。
此外，曹操甚至「議復刑」，並且陳群、鍾繇的贊同，但由於王朗等眾參與議會者反對，加軍繁，暫且罷議。
教刑結合的思來源於董仲舒「德主刑輔」的思，不過在社會動盪的背景，曹操必須採取「德刑並重」方更治理其轄郡縣。
儒法皆施抑制土兼併
曹操的另一土政策是抑制土兼併，其中最有名的政令莫過於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頒佈的《抑兼併令》。
土兼併一直是王朝興衰的決定因素一，先秦的儒學孔子說過：「有國有者，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孔子卻沒有明確的抑制土兼併的主張。後的孟子、荀子沒有明確的抑制土兼併的主張。商鞅、韓非子等法流傳於後世的相關著，皆主張重農抑商，但對於抑制土兼併的思的敘述則很少。
直西漢孝景帝時期，開始現「罔疏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併兼」，土兼併問題日益嚴重。武帝時期，董仲舒言請求「限民名田，澹不足，塞兼併路」。儒有比較明確的抑制土兼併的思主張，約始於此。此觀，曹操抑制土兼併的思直接來源於董仲舒的思，董仲舒的儒學是包含了一些、法思在內的新儒學，畢竟抑制土兼併光靠德治是不行的，更需有法治後台，這就是所謂的「陽儒陰法」，因此曹操抑制土兼併的指導思是儒思，行政手段則體現法思。
儒思主張「德主刑輔」，法思則主張「刑主德輔」，曹操則取了平衡點。
唯才是舉顯「儒法合流」思
曹操的人思十分著名，他己的話來說，叫「唯才是舉」。
儒是非常重視德的一個學派，所當時有「才」跟「格」不分開的爭論，儒說不分開，儒賢這個「賢」字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人，另一方面是幹的人。儒認為，一個幹的人沒品德的話，越幹，越會做壞，這不叫賢人，叫奸人。
曹操人政策，易中教授較為完整歸納了五點，具體特點就是「德才皆重，才為先」。即注重所人的才，即便其品行稍差，接受，最重是有才。
譬魏種，他曾經背叛過曹操，曹操發誓抓嚴懲他，結果等真正抓住他的時候，卻是說了句「唯其才」便饒恕了他，對他依舊給予重。
譬郭嘉，郭嘉平時「不治行檢」，陳群非常不慣郭嘉這種不注意品行的習慣，於是「數廷訴嘉」，郭嘉依舊「走己的路，讓陳群說吧」，曹操沒有因此責怪過他們中任何一人。
這樣來曹操「唯才是舉」的人思似乎不是儒思，其實不。曹操「唯才是舉」的人觀的根本指導思還是儒的「任賢」的人思，不過為適應當時社會，他必須做調整，但這種調整並非放棄了對「德」的求，因為觀曹操一生的人跡，他並非完全放棄對人才的「德」的求。
不拘一格的政治狂人
在一個代表儒思的貴族勢力空前發展的時代，在儒的思已經滲透這個社會的骨髓的時候，曹操卻掄法的「棒」，橫掃八荒，反社會發展潮流雄，無異於逆行。
縱觀曹操的一生，他堅持了一輩子的法主張，被他的兒子曹丕一一推翻，唯才是舉的人政策變了「九品官人法」，從此「品無寒門，品無雅士」，世族壟斷國人才錄渠長達幾百年，除此外種種措施不勝枚舉。
曹操的人生際遇讓我另一個鼎鼎名的儒學宗師——荀子，為儒的標桿旗幟，培養來的學生卻一個一個是最純粹的法人士，韓非、李斯等，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
曹操荀子，果我們片面將其貼標籤，覺曹操姓「法」，荀子姓「儒」，這是不妥當的，他們的思融貫儒法，開創了一條新的思路，很難說有明晰的界限，他們的思超脫儒法爭，達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就像現代基因學的研究果：雜品種更具優勢，曹操荀子將儒法兩雜，就了一番偉業。於是，曹操橫掃北方，統一的部分區，荀子的學生韓非、李斯助秦始皇一統，就亙古未有業，令無數後人觀瞻仰望。
但是，隨著東漢來世族經濟政治勢力的強勢崛，儒思隨著士族政治時代的來臨，擺脫西漢時「王霸雜」的窘境，真正為實質的官方哲學，曹操的一些法舉為這股歷史潮流的「眼中釘中刺」，司馬為首的貴族利益集團群攻，於是，最堅持法思的曹魏最先消亡了。
曹操因「法」興，最後曹魏卻因「法」亡，就算穿了一件儒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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