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賊這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耳熟詳，在馮剛的電影《無賊》裡，黎叔說他最不打劫的，「一點技術含量沒有」。為何？因為黎叔是「偷兒」，「偷」裡面是有文章的。
不管是打劫的，還是「偷兒」，在古代，有一個詞概括，叫「盜賊」。
盜本是「賊」，賊本是「盜」
我們經常說「偷盜」，見在現代漢語詞義中，「盜」這種行為通俗講，就是偷，是在古代卻完全不同。
嚴格言，「盜」「賊」是指兩種不同的行為，古「盜」為竊盜人；古「賊」，皆謂強盜。中國古代，經常「賊」來稱呼強盜；「盜」則不同，雖有時它夠同時指稱偷與強盜兩種人，但主是指後者。古「盜賊」是偶爾才會指稱盜與賊兩種人；今盜賊則往往既指稱偷，指稱盜賊。
古今「盜賊」區別此，詞義正相反，真謂盜本是「賊」，賊本是「盜」。
像「盜賊」這樣一個人人喊打的角色，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卻佔據著十分重的位，人類法律的發展史這一方面，「盜賊」在法律中的位，就構一部「法律發達史」。
過街的盜賊，人人喊打
人類的世界從脫離了原始社會，就有了有財產的概念，於是，不少人急功近利，「不勞」獲，於是盜賊這個「光榮」的職業就此登了歷史的舞台。
盜賊的現，在一定程度影響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別人辛辛苦苦的勞動所，被盜賊或「妙手空空」，或明火執仗的一陣工夫就拿走了，這情擱誰身受了啊？誰偷懶，你偷我就不偷？
這，社會的統治者著急了，果人人幹盜賊了，整個國的人吃什麼喝什麼啊？於是，盜賊這個行當早就了黑名單，法的創始人李悝在制定中國一部法典的時候就明確提：「王者政，莫急於盜賊！」盜賊很不幸被列入了「盜賊」的行列，為國重點打擊的對象。
盜賊流還算「人」嗎
其實，深受盜賊荼毒的，是廣的勞動者，他們對盜賊是「愛深沉」。為公認的代表平民思的學術流派——墨，它所提的法律思比法、儒等懲戒盜賊的學說更進一步，這種思歸結來就六個字——「殺盜人，非殺人」。
什麼叫「殺盜人，非殺人」？顧名思義，學術一點就是殺了盜賊，不同於殺一般無罪的人，不殺人罪論處。通俗說，就是盜賊不是人，正當防衛殺死盜賊不受什麼處罰。
這個理論是怎麼來的呢？墨學者運類比的方法進行了邏輯推理：
車是木頭做的；乘車卻不是乘木。盜賊是人；盜賊並不是人；沒有盜賊，並不是沒有人。厭惡盜賊，並不是厭惡人；希望沒有盜賊，不是希望沒有人。這是世人認為正確的，那麼雖盜賊是人，但愛盜賊卻不是愛人；不愛盜賊，不意味著不愛人；殺盜賊，不是殺人。似沒有相關的政治、法律理論做支撐，了這樣一個法律格言。
收拾盜賊那是應該的
連主張「慎刑」的老人墨子，對於盜賊卻毫不手軟，聲稱「殺無罪」。墨本身的許員是社會底層的普通眾，對侵犯財產權的行為有一種特別的憤慨。
中國古來就是一個重視勞動的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理念已經深入我們每一個人的骨髓。根據這種理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是的情。像盜賊這樣的「不賴其力者」，無人憐，在他們遭受國打擊的時候，會人人叫，誰會主張他們的人身權利？
這種思發展極致，就剝奪了盜賊在法律的人格權，殺了盜賊，不按殺一般無罪的人論處。法律的此規定，使社會對盜賊的否定評價就更為不堪了，甚至沒有了完整的人格權，說是「裡外不是人」了。
盜賊有個三六九等
社會主流思的基準此，縱觀古今，盜賊們謂沒有過一的「日子」。《尚書》中記載了嚴重的懲罰，警告軍隊不偷竊百姓財物，說明西周時法律已經有明確的嚴懲盜賊行為的規定。
後來，戰國時期的李悝制定《法經》，認為「王者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行於盜賊」。就是說，在傳統的政治智慧中，治理國最重的任務，就是打擊「盜賊」。
秦漢兩朝沿襲了這一思，並有所發展，後來的歷朝歷代傳承了漢朝的法律，對於盜竊，加重罰。
後來隨著法律的進一步發展，對盜賊行為的認定進一步細化。
首先，「盜」分為「強盜」與「竊盜」兩種。凡威力強取公財物的行為謂「強盜」；凡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財物的行為謂「竊盜」。
後「賊」分了「殺人不忌」及「逆亂者」兩種。見，古代的「賊」罪分為一般殺人賊「逆亂」賊兩類。所謂的「逆亂」賊，主指武裝形式進行反抗鬥爭的人民群眾及統治階級內部叛逆行為。
那時候的人們已經「盜」與「賊」是一種漸進的關係，經濟反抗往往會轉化為政治鬥爭，在「盜」與「賊」間並沒有不逾越的鴻溝。果說「盜」罪是「賊」罪的最初形態，「賊」罪則是「盜」罪的發展結果。
重加重的嚴酷刑罰
因此，北齊後，歷代統治者「盜」與「賊」視為一體，在立法中合為一篇，並且從刑罰的角度來，對「盜賊」的懲罰越來越重。
北宋初，宋太祖為緩階級矛盾，穩定政權，標榜「仁政」，曾次更定「竊盜律」「強盜法」，減輕「盜罪」的處罰。又定「折杖法」，杖為流、徒、杖、笞的代刑。並立「刺配法」，代雜犯死罪。此舉皆有輕刑意。
但是，強劫賊罪，特別是謀反、謀叛、謀逆等直接威脅、損害皇權國根本利益的重犯罪的處罰，則通過《宋刑統》中的附令敕進一步加重了，這是對「盜」與「賊」兩種不同質行為的區別懲罰。
但隨著盜賊的增，宋太宗在調兵遣將進行軍鎮壓的詔書中說：「其賊黨等，或敢恣凶頑，或輒行抗拒，即盡加殺戮，不存留。」開始舉屠刀。於是，宋仁宗首創「窩藏重法」；宋英宗別立「盜賊」重法：宋神宗頒發《盜賊重法》，了宋哲宗時「重法」更加嚴酷，但效果十分差。
由此，了宋徽宗時期，開始征剿並，矛盾才稍有扭轉。不過，平論，宋朝打擊的對象主還是劫掠，非竊盜。且，還曾經減輕饑民盜竊罪，「故饑民憫不疾，濟不殺」。
了元朝，許原始社會保留來的野蠻刑罰不需提，簡直駭人聽聞。「重罰」聞名於史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磨刀霍霍」，盜賊們行動來更夾著尾巴了。
歷史的進步，法律的革新
不是在中國的古代法律，古巴比倫法、古代希伯來法、古羅馬法中有著類似的規定，不同形態的社會，在對待盜賊這件情，難達共識。「殺死夜間盜賊」了一種正當行為，面對百姓們手持的屠刀，盜賊們嗚呼哀哉了。
這一情況直近代來才有所轉變。隨著人權運動的興，法律對盜賊的人身權利有所保護。中國在一九五七年法律改革後，盜賊的生命健康一定程度的保護，不過，法律的保護程度較低。
一九八四年，盜賊的法律位進一步提升，在損害賠償案件中，被告對盜賊的生命安全承擔「人的責任」，就是一種公平的責任。盜賊法律位的提升被認為是一種法律的進步，體現了法律對人身權的重視與保護。
古代沒有原則的殺死正在行竊的盜賊是不為罪的，現在法律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有當盜賊的行為直接威脅被告生命的情況，被告才使致命的武器對付盜賊，否則，被告對盜賊承擔賠償責任，，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這不是法律理念的革新，同時是社會走向文明的一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