賑濟貧民就相當於父親救兒子
現在來說一隋唐至五代的信貸情況了。
唐朝立國，「民為貴」的調子是唱最高的。那麼它究竟是唱高調，還是確實辦了實呢？當是辦了實。
古代有史官，有史書，做做歹有後面一朝的人給你定論。皇帝不畏、不畏鬼神，甚至不畏民意，但總還考慮後世名聲；因此高調唱來，一般會落實。
在唐朝，對災民的賑貸，是完全制度化了的。
其實從隋文帝開始，政府就建立了一種「義倉」，由政府管理，在每年收穫季節動員富戶捐稻穀麥子，存入義倉。災年時就發放來，「賑給」災民。
所謂「賑給」，有專指，這應該就是無償提供，跟現代的情況一樣了，不需返還。
義倉，就是建在鄉間村社的糧倉，所稱「社倉」。
了唐太宗時代，各州縣又普遍建立了縣級的義倉，存糧實行攤派，按每畝土收取糧食二升，對無的商人按不同等級收糧，但對貧困戶少數民族不徵收。
遇災年，由縣級義倉發放救災糧，並貸給災民種子，等秋後償還。
後來，義倉糧食改為按戶徵收，最等戶糧五石，各等級根據富裕程度遞減。
富人不僅先富來，比別人承擔義務。這在古代是很樸素的理，並非政府「仇富」或「綁架富人」。
若富戶中有恬不知恥的鐵公雞，那就是鐵公雞，那時候沒有由主義理論做掩護。
唐朝的這個賑災機制，就是一個政府為主導、民間做支撐的聯合體。賑災的，有人錢，有人管理了。
百姓不是富流油的商人，因為收不窮困，不是他們的罪過。政府有責任幫助他們，這不是什麼恩典，是職責。
隋唐五代，民本意識是比較強烈的，在皇帝身是一樣。
比方，百姓日子過苦，隋文帝就會思考：「我怎麼這樣無？」
百姓日子過窮，就會有柴世宗這樣的皇帝來說話。
顯德五年（九五八年），淮南發生饑荒，柴世宗令州縣發放賑災米。有臣說：「民貧，恐怕無法償還，何辦？」
柴世宗就說：「民，吾子。
怎有子倒懸為父者不救解？」
他質問臣屬，怎麼就非讓他們還貸呢？
——不錯，柴世宗不過是個「封建」皇帝，但他說的不是真理嗎？
我現代官場概缺了一課，那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當，唐代有「歪嘴尚」，唐太宗的經給念歪了。唐玄宗時，義倉的糧食經常被挪做他。了該賑災的時候，卻拿不糧來。
老百姓餓沒法，向商人借「倍息」的高利貸。
唐玄宗知了這情況，專門發了聖旨說：「貧民借『倍息』，致使貧者越貧，富者更富。」於是他令，在各州設立農桑官員，各縣負責審查農民的糧食種子情況，不夠的就貸給，還規定了賑貸口糧的標準。
幾年後，他又重新規定了義倉糧的徵收辦法（見《冊府元龜》）。
玄宗，《長恨歌》裡的唐明皇，來這人不是中裝著楊貴妃啊！
唐朝的經驗，就是政府慈善業納入了己的職責範圍，主動管了來，發揮了政府民間兩個積極，不是將慈善業向民間一推了。
再一個是動員了全社會的力量，建立賑災保障體系，使慈善業有了強的實力做後盾。
在史籍還記載著，在特殊情況，唐政府曾動過國糧倉的糧食進行賑濟。有過免除民欠官債的量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