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金融史唐代，我，再外行的人開竅了。在中國古代，互相間進行經濟博弈的，絕不是主階級農民階級這兩營壘。這種兩分法，實際是複雜的歷史給簡單化了。
影響至今，無論草根還是精英，還習慣按兩階層思考問題。
兩分法，簡單是簡單，但是掩蓋了問題的實質，於無補。
中國古代史，若從經濟劃分勢力，應為四勢力，即中央政府、方政府、農民（包括主耕農）、商人（工商）。
其餘的均屬依附型群體，構不經濟勢力。
經濟的很情，就是這四勢力在角力。明白這一點，我們讀史的很困惑就會迎刃解。
當時的朝廷（中央政府），並非生就是農民的死對頭，更不是什麼主階級的總代表。它的立場態度，隨需變化，時照顧方，時照顧農民。中央方並非鐵板一塊，有時朝廷會因為經濟利益與各州縣關係鬧很緊張。
在經濟博弈中，金融、貨幣永遠是朝廷的一個工具。
朝廷它來調節己與民間、與各個階層的關係，達國利益的最化。
在諸種勢力中，朝廷是最強的一方，經常掌握主動權。
不過一旦沒經濟槓桿玩，就會激全民的憤怒，比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員兼學問，叫劉秩，是唐初著名史學劉知幾的兒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編寫了一部歷史工具書《政典》，收集了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史料，分門別類編排，開創了咱們國此類書籍的先河。
令人歎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劉秩很有見，他學《管子》學，學賈誼學，繼承發展了前人的金融學說。
管子賈誼主張禁銅，反對鑄。他們認為：貨幣是君主權，來平衡各階層間的輕重本末。
國讓哪個階級的位變高或變低，通過貨幣政策就辦，反亦。
所，君王必須掌握鑄幣權，貨幣「與在君，奪在君，貧在君，富在君」。
貨幣的製造、發行、調控等等，是國政治權力的運，並非單純是經濟的兒。
劉秩完全贊同管子的「輕重論」，認為「國興衰實繫於是（國興衰就在於貨幣）」。所，他反對張九齡的「准許鑄」建議，主張國壟斷鑄幣權。
來這個劉秩，是典型的御經濟學，但他不掩飾己。
是就是，怎麼啦？
御，並不等於就裝瘋賣傻。劉秩的觀點非常正確，是給統治者主意，不是餿主意。
他寫了一篇給皇帝的報告，題目是《貨泉議》，就是《說錢》的唐代版啦。
裡邊還真有些真知灼見，特別是闡述了商品經濟的特點。
他說：「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
這是說，假農副產品價格低，不值錢，就會傷害農民；反通貨膨脹，錢貶值，則會傷害商人。
前一個現象理解，柑橘西瓜稀爛賤，果農當倒霉。後一個現象，理解來需繞個彎子——通貨膨脹，為什麼商人不高興？
通貨膨脹，就是物價飛漲。
東西貴了，商人為何不高興？因為這等於商人已有的貨幣財富縮了水。
當具體情況還複雜些，不過總體這麼。
劉秩清楚了這一點，就主張：「善為國者，觀物貴賤，錢輕重，且視時法斂散，平物價，安民。」
「視時法斂散」的意思，是說根據情況，制定從緊或從寬的貨幣政策。
準確判斷物價是高是低，錢是在貶值還是升值。放一點錢來，還是少放一點錢來，情況。通過投放貨幣或者回收一部分貨幣的辦法，物價平衡，民就安了。
這就是宏觀調控。
這理論，這實踐，是古已有的了。
劉秩認為，「物重則錢輕」，東西漲價，就是錢貶值。
錢不值錢的原因，就在於錢太了。這就辦法回收一些，錢流通少，就增值了。
反過來是，錢一少，就「重」，商品則相應不值錢。
此，農民沒有生產積極，商人沒有做買賣的積極，這就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讓物價適當漲一漲。
對唐玄宗後期日漸嚴重的經濟衰退問題，劉秩一針見血指：經濟不繁榮，就是因為通貨短少！
在他來，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就是掌握了「輕重本」。他不理解，國為什麼這權力讓渡給他人（指鑄）。
既說了一位理論，那我們就借這個機會，回顧一古代金融理論史。
從春秋末期的單旗先生來，咱們中國的金融學有過幾個流派，各說各的理。單旗先生我們已經介紹過了，他是「金屬主義」學派的鼻祖，主張貨幣足值，說重就有重，不玩虛的，玩虛的就是斂百姓財。
在他後，又有「名目主義」學派，說貨幣的價值那就是個名目，是王權說了算。王者說值少錢，就是少錢。貨幣不過就是個流通手段，「面值」少，與它本身的價值無關。
這一派比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說過：「黃金、刀幣，民通貨。」（《管子．輕重篇》）
繼承管子學說的，是西漢的晁錯，他的更透徹，說珠寶金銀有什麼？「饑不食，寒不衣」。眾偏偏就它們為貴。
什麼原因呢？是因為皇權使它們貴重。
這一派，是歷代鑄錢的理論支持者。
我們讀者就算是外行，知了，他們的這說法，是部分真理。
貨幣日益為獨立的流通手段這不假，但幣值絕不是王權意志的體現，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濫發錢，沒有不亂子的。
經濟學們經常分若干派，各執一部分真理，互相攪不清，遠在古代就這樣。
再往，就現了「實物論」學派。
這一派，產生於南北朝動盪時期。一些人了貨幣貶值或者貨幣量不足的亂象，所提了取消貨幣的主張。
他們認為，貨幣增值還是貶值，跟貨幣數量少無關。那跟什麼有關呢？跟市場商品少有關。商品，錢就貶值，商品少，錢就增值。
這其實含有一部分真理。我們改革開放前，商品很少，那時的錢，確實很「值錢」，一百元頂現在的五千元。
南朝宋武帝時，國不足（國經費缺乏），有人就建議，說這是因為錢幣減少所致，應該搜羅民間銅器，造五銖錢。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論不同意，他說，商品少，是在貿易中產生的，跟錢幣數量沒關係。無論商品昨日怎麼貴，今日怎麼賤，它是那一個東西，就生產少已。
了宋孝武帝，又了一個周朗，更是主張乾脆「罷錢」了，穀帛代替。
他說，農桑才是國本，重這個本，就應該罷錢。
這是歷史有名的「廢除貨幣論」，是激進主義學派。在現代有過傳人，曾經釀的禍害那就了，這裡不提。
唐朝實行「兩稅法」，政府收稅收現錢，結果錢幣集中於國庫，造流通中的貨幣不足，於是又有人重提「實物論」，陸贄、韓愈等人。不過他們倒不是激進主義者，是農民被盤剝厲害，所主張乾脆就實物納稅。
除了述幾派外，還有一個就是「數量論」學派。
數量論的核觀點，就是認為：幣值的高低，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當貨幣貶值時，就少投放貨幣；當貨幣升值時，就應該投放貨幣。他們認為，貨幣的投放量少，是調節物價的。
西漢前期有一部經濟學名著叫《鹽鐵論》，記錄的是一場經濟學爭論。其中賈誼就是「數量論」的代表人物。
東漢章帝時，因為穀價漲，政府開銷吃緊。
有一位張林的明白，說，現在不但是穀貴，百物皆貴，那是因為錢賤。「封錢勿，此則錢少，物皆賤矣。」（《晉書．食貨志》）
說真是乾脆利落！
劉秩，就是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認為控制貨幣投放量穩定物價，還認為貨幣價值跟人口的少有關。
他說，錢為什麼不明不白就增值了？東西為什麼忽就賣不價錢了？是因為人口日益滋生，鑄錢爐不增加，貨幣量相對減少，流通中的貨幣不足，當就會「錢重物輕」。
這個貨幣價值與人口數量有關的理論，真是獨具慧眼。
一批又一批的少年人變為人，進入就業領域消費市場，造貨幣量不足，百業蕭條。
這個因素，現在幾乎沒有人考慮進。
所說，劉秩的聰明，那真不是一般的！
這個劉秩，在中國歷史，還是個很罕見的敢為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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