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昏，像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将白昼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渐尽。喧嚣的市声，也渐渐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锅晾凉了的稠粥。房间里已经暗得不辨东西，只有墙角那盘燃着的蚊香，信号灯似的亮着暗红的微光。
浅色的花布窗帘，在习习的晚风中轻拂，玻璃窗在轻风的摇曳中微微作响。就是不刮风的时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过，这些窗子，也会咔啦咔啦地震响。
这是栋老房子啦，灰黄色的墙壁古色古香；每条地板中间，早已磨出凹槽，却还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尘不染，油光锃亮；红木家具，以及家具上的棱棱角角，依旧硬得硌人；窗子也像教堂里的样式，又窄又长，顶部还是拱形……
二楼朝南那一排窗前，有一棵叶子阔大的老核桃树，一棵海棠，还有两棵老也不见长的日本松。打从卢北河第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它们还是那么高，不过看得出来，它们苍老了许多，人会苍老，树又何尝不会？
夏天，核桃树和海棠树的浓荫，不但会滤去阳光的炎热，还遮挡着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树、核桃树的叶子虽然掉光了，可谁还会有那么大兴致，站在冷风地里，窥视别人的窗？
屋外四周的青砖墙上，爬满了青藤。本就不敞亮的窗户，便深深地陷进厚密的藤叶里，像边沿铺满厚厚的青苔，极少有人汲水的一口古井——一如左家极少与人交往的家风。而在卢北河嫁给左葳之前，左家似乎还不这么冷森。
在待人接物方面，卢北河恪守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她在不大的年纪，便眼看着自己的家庭如何败落，以及那些和她的家庭差不多的家庭如何败落。那早年的旧有的时日，完全颠倒的记忆，像年轮长入树心一样，从未和她分离过。
因此卢北河爱这老房子的幽暗。
这栋小楼，是左葳父亲名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居然躲过了那场劫难，这是因为，左葳的父亲不但是数一数二的国宝，在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才被当做“标本”保存下来。
他们夫妇本有资格申请一套新房子，但卢北河不肯。钱是小事，自己出去顶门立户，他们就不得不被摆到第一线的位置上，纠缠到七七八八、琐琐碎碎的事情里，于是他们的头上，便会添出许多事来。
卢北河从沙发上站起来，拧开了一旁的落地灯。灯光透过绿色的纱罩，映出一片不大的光晕。她躲开这片光晕，重又拣个沙发角斜躺下去。
吃过晚饭后，卢北河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斜躺在沙发上，盘算她的心思。
左葳上火车站送儿子去了。
就是左葳在，她也不会把自己没有考虑成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什么时候拿出过一个果断、切实可行的意见？想到这里，卢北河淡淡地笑了笑。
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人，顶天立地地替她撑起这个家？他没有一点像她的地方，真是他们左家的骨血，而且比左葳年轻的时候还糟。卢北河和别的女人不大相同，还不至于因为对丈夫或儿子的爱，弄到睁眼瞎的地步。
她拿起一把葵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会儿想想丈夫，一会儿想想儿子，不知是苦还是甜地咂摸着。
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已大不相同，很少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印象，或政治上带来什么影响。好像他们只打算活过今天，明天就不再活了。
向东在政治上很不开展，到现在连团员都不是，卢北河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就差没跪下来，求他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了。
他答应得倒挺好：“哎，妈，我写。”
“写完给妈看看。”
“哎。”
过了一个月，什么动静也没有。再催他，他就该发脾气了。卢北河恨不得替他写一份，可是，那也得他自己愿意交出去才行。她总不能替他去交申请书，替他去接受组织考验，替他在团旗下宣誓吧。
儿子自己不肯入团倒也罢了，可别人会怎么想呢？比方研究所的同志。他们会不会说，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好，还算什么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
再说不入团、不入党，将来分配工作、出国留学都会受影响。这小毛头什么时候才能懂呢？她又不便把这些利害，大明大摆地对他说个清楚。
那他准会一蹦三丈高地跟她嚷嚷：“噢，敢情您让我入团是为了这个。”那她就会失去儿子的尊敬。
这次暑假，和同学们去云南旅游，左葳还偏偏给他买了一张卧铺。别的同学都能坐着去，干吗他一个人非“卧”不可？如果不能坐，干脆别去。
卢北河不是舍不得钱，在左家，钱，何曾被提到日程上来计较过？可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贴广告似的。这等于告诉人家，你们家趁钱，你们家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本家的劣根性——卢北河从懂事那天起，没有一天敢忘记自己的出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好逸恶劳云云。要命的是，谁敢担保不再来个什么运动？“文化大革命”说是不搞了，可以变个名词或花样啊，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是！
唉，头脑里没有一点政治。为什么不能像她这样，在家里炖点银耳，野参，燕窝……人又不知，鬼又不觉，有多实惠。
卢北河选的保姆，绝对靠得住。工价虽然高了一点，可是用了多年，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没从她嘴里漏出过一星半点儿，包括“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在内。
因为她寡言少语，左葳的母亲老是说：“她那张脸，真像一堵灰砖墙。”
灰砖墙有什么不好？
她从不和别家的保姆来往，不像她们那样，抱着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树荫或朝南的大墙下，抖搂主人家的老底儿，编排主人家的不是。
不对她说的事情，她绝不打听。只要不是对她发的话，别管大家在她面前说什么，她都像没有听见。要是偶尔来个客人，又碰巧主人不在家，谁也别想从她那里打听出来，家里人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问她什么，她总是木无表情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哪怕她给那位客人上过多少次茶、备过多少次饭，也跟不认识一样。
客人们不断向卢北河告她的状，卢北河听后，只是抿嘴笑笑。
这哪儿是保姆，分明是个宝物。不像左家原来那个保姆，太爱说话，太爱串门儿，太爱管闲事。卢北河嫁过来不久，就找个理由，让左葳把她打发走了。那保姆走的时候，还拉着卢北河的手，泪流涟涟地舍不得分手，弄得卢北河心里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汽车站。
卢北河和左葳就这么一个孩子，左家两代都是单传。
偏偏这孩子来得晚，结婚好几年之后才有他。头几年，婆婆在她那瘪肚子上扫来扫去的目光，简直像一条抽打她神经的鞭子，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间，就隆起得像是扣着一个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里，看到过几许懊恼。懊恼什么，懊恼左葳没有和曾令儿结婚，而最终娶了她？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用曾令儿对左葳的爱，暗示她替左葳去戴那顶右派帽子？任曾令儿流放一样，被发配到边疆，而左葳又不随她而去……在左家，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曾令儿这个人。老太太的懊恼，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几十年来供着鲁妈的照片，一丝不走样地保留着鲁妈的一些生活习惯……不过都是一种无比真诚的伪善。
向东是他们的心头肉、掌上珠，可是疼孩子，不是这么个疼法，在如今这个社会，应该让他自小便练就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硬功夫，这才是真格的。
就连给儿子起名字这件事，卢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用心思。姓左，名向东。什么时候往深里想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她身上便会乍起一层鸡皮疙瘩。但是，在这个名字里，不管是谁，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书卷气和卢家的铜臭味儿了。
老头、老太太、左葳，只知道给游山玩水的向东买卧铺，却毫不在意向东说不出中国那几个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名字。他们不懂，也不愿意懂，在当今中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卢北河轻叹一口气，目光落在对墙的照片上，那是她和左葳的结婚照。她调整了一下灯罩的角度，让灯光投射到照片上去。
她呆呆地望着那张十二英寸的大照片。人们常说他们夫妇二人非常相像，到底像在哪儿呢，可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他，直长的鼻，飞扬的眉，炯炯的目，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而她，一双弥勒佛的笑眼，遮藏起可以从那里窥视内心的双眸。圆鼻头，圆脸庞，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
论脾气、秉性，也大不相同。
读大学的时候，左葳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系学生会主席。组织春游啦，秋季运动会啦，文艺汇演啦，和苏联留学生联欢啦，在全市五四青年节的纪念大会上发言啦……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