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烟头燃透了外裤、棉毛裤、内裤，灼痛了他的胯。胡立川这才意识到，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燃着的烟头装进了裤兜——他看得一清二楚，可这事儿却不是他的眼睛告诉他的，而是他的胯。这就是说，刚才他的眼睛失职、走神了。
这时，他的眼睛才急急投向痰盂，奇怪，一眨眼的工夫，他的钱包不见了。
也就是说，他现在一文不名了。
这可真是要了他的命，谁也不能断定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起飞，哪怕再拖延一天，他连吃饭住店的钱也没了。
机票上明明写着十点起飞，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起飞，胡立川到值班室问过。如果不问，可能还不会发生把钱包扔进痰盂，把烟头装进裤兜里的事。
十点到十二点之间，胡立川绕着候机室转了五个圈儿，仔细察看过一百几十张乘客的面孔，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猜测着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那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这几乎成了胡立川的嗜好、胡立川的习惯、胡立川的消遣。要不，作为一个医生，在种种无奈的等待中怎么办？
胡立川认为，认真检查起来人人都有病。只不过不到要命的时候，谁也不会引起注意。就是死（除了被枪毙），也死得稀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而死。
一百几十张面孔相似得难以区分，各个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这种深入的麻木状况，即使恐怖分子扔颗炸弹，也不会有所改变。
一百几十张面孔，没有一张因飞机不按时起飞，显出过烦躁、焦急、疑惑、气愤，好像他们并不急着上这儿，或是上那儿。也许因为老是站着，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座位，于是就被这个座位粘住了、消磨了。除了这个座位，世界上既没有工农商学兵，也没有吃喝拉撒睡。
再看看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大致相同。同样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同样的蓝、白、红尼龙线编织的轻便包，同样的黄色人造革公文包，同样的网兜里装着G市的橘子和香蕉……橘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毛，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块。
至关重要的是橘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毛，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块。可是因为飞机不能按时起飞，香蕉和橘子正在无谓、无辜地腐烂。空气里弥漫着香蕉腐烂的甜苦味儿和橘子腐烂的酸苦味儿。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五毛和一块的“便宜”正在变质，却因得到过这“便宜”而熨帖不已。
胡立川想，如果这一百几十个人生病，恐怕也只能生同一种病。想到这里，他全身的皮肤突然变硬。他担心，担心地球这时会咧开它的大嘴，把坐在这里的人，吞进他深不可测的肚子。
终于，在绕第六个圈儿的时候，碰上一张看得出点儿情绪的面孔，那是一张女人的面孔。“咱们应该去问问值班室，飞机为什么不按时起飞？”她对胡立川说。
除了对他，还能对谁？就像马对马，狮子对狮子，麋鹿对麋鹿说话那样，难道还用得着谁为他们互相介绍一下？正如天底下的狗或猫、或鸟儿、或老虎们对话的时候，是用不着译员的。
值班员回答说：“我不负责回答这样的问题。”
胡立川只好重新坐下，像坐在枯井里，四周是陡立的、无处可以抓挠的井壁。无处。
就在这个时候，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烟头装进了裤兜。
胡立川无论如何猜不出，是谁从痰盂里捞走了他的钱包。他又绕着候机室走了一圈儿，无法想象，这些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人群中，会有人看见痰盂里的钱包。
谁呢？实在看不出，也猜不出。像那古老的传说一样，青蛙、蜥蜴、石头、花草等等全可以幻化成人，在干尽人类无能为力的事情之后，又变回青蛙、蜥蜴、石头、花草。
二
问题变得又复杂，又简单。
问题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经过区、市各级医院的检查，丁小丽的处女膜，仍旧安然地长在它该长的地方。
这说明新婚之夜，她丈夫压根儿没把她怎么着。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值钱了；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从小淫妇，变成了节妇烈女；
如此这般，她丈夫又从法院撤回了离婚起诉；
如此这般，丁小丽的丈夫又爱丁小丽了：“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别人。”他说。在中国小说、电影、电视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听到这句话了，早先只能在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电视里看到、听到这句话；
如此这般，他那玩意儿很可能是纸糊的，或者像音盲一样，分不出“多来米发索”……
如此这般，他那医学士的毕业证书，狗屁也证明不了；
如此这般……
她究竟是丁小丽，还是处女膜？
他想娶的究竟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
他爱的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
…………
丁小丽糊涂了。
天气很冷。在病房值班室打盹的丁小丽，把盖在身上的棉大衣往上拉了拉。棉大衣很重，从医院开张以来，二十多年也没拆洗过，光积攒在上面的灰尘，恐怕就有几斤重。
瞌睡懵懂之中，丁小丽觉得自己正在变大、变薄，变成一张很大很大的处女膜。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她想，应该拿把手术刀来，把它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保证一吹就破。干这个买卖还准能发财，离婚率也会有所下降，道德维持会也准会嘉奖那些买了这些小方块的女人，发给她们奖金或是奖状……可惜现在不时兴立贞节牌坊了。
嫂子来信说，爹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儿，扣娘的脚心儿，还扒人家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
丁小丽不信，不愿意信。
丁大爷租的是个体联运公司丁大力的拖拉机，丁大力就是丁小丽的哥、丁大爷的儿。丁大力本打算给丁大爷打对折，但老婆不同意，说七五折已经是蚀了血本的价儿。
拖拉机一步一个响屁，往收购站去了。
一步一个响屁，排场极了。这样的收成，这样的棉花，哎，难道还不该放几个响屁，排场排场？
农民富起来了呀！
丁大爷陷在棉花垛里，盘算着刨去各项开销，净挣多少。丁大爷不会打算盘，除了票子上的字码，也不认识别的字，但是大大小小的账目，心里盘算得清清楚楚。在丁大爷看来，天底下最赏心的事，就是盘算自己赚了多少钱。照比这件事，入洞房都算不了什么。
有个汉子躺在半拉死了、半拉活着的老槐树下睡觉，老槐树就长在大路旁的坡地上。汉子大张着嘴，仰面朝天地睡着。屁股肥大的苍蝇，在他的嘴里爬进爬出，只有在他从嗓子眼儿里喷出一声鼾的时候，才懒懒地飞起，低低地绕个圈儿，重又落下。
拖拉机的响屁，震得地皮发颤，把睡着的汉子震醒了。他坐了起来，倚着老槐树发怔。蓝色涤卡的军便服敞开着，里面鲜红色的秋衣，直卷到胳肢窝下，袒露着没有一点肥膘的肚子和往外鼓着的肚脐眼儿。可他的眼神儿松着，浑身的肉也松着。
他用巴掌抹了一下脸，朝一步一哆嗦的拖拉机望去，咧嘴笑了——那家伙肚胀呢，一步一个响屁，它有病，病得不轻。
拖拉机一歪一扭地走远了，屁股后面，冒着一股股黑烟，乌贼一样。
汉子扭过头望着天，望着、望着，脑袋一垂，下巴抵着胸脯，又睡着了。
丁大爷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唱着小曲儿往家走。河北梆子《秦雪梅吊孝》。
痛快！要是解放前，能这么痛快吗？
他一把火把棉花烧了，谁能把他怎么着？丁大爷背着手儿，一面迈着他的小短腿儿，一面豪迈地晃着脑袋。
一等棉花。能有错吗？火苗蹿得多高啊，烤了他一身的汗，明明地晃着他的脸。
丁大爷舍不得住店，棉花垛里挺暖和。谁知突然下了场雨，可棉花一点没湿着，用塑料布罩着哪。丁大爷就是对自己的儿子闺女，也没有这么周到、仔细、耐心。就是秋天的雨，凉气往骨头里去，弄得丁大爷浑身骨头发紧。
他也舍不得下小馆，净啃干火烧。
等到第四天再去住店、下小馆……丁大爷盘算了一下，再挺挺就过去了。
比丁大爷后来的，都过完秤，走了。
丁大爷太机灵，他打听出来了，送两瓶二锅头，先过秤。送四瓶二锅头，三等花就是二等花，二等花就是一等花。
“送吧，送了就能早过秤，卖完了好回家。”在收购站卖棉花的人，听见丁大爷的筋骨，一伸胳膊或是一踹腿儿就嘎巴嘎巴响，便这么开导他。
“这是谁的章法？”
丁大爷太糊涂，他不该这么问。一问，人家就说了：“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给称。”人家没说不给称，人家说有空就给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