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年在纽约阅报评诗余，他常向我说：“你在纽约是中国新文在海外的三中。”另外两“中”据他说便是台北香港。他说句话的缘故，就是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曾组织一两文艺团体。胡适我文艺组织真是钟爱备至，他老人己就变些团体的指导员赞助人了。
“文”东西本就不是胡适一人的“娱乐”。它原是人人所，尤其是中国人所。我的中华民族本就是诗人的民族。君不见我祖国从古至今的圣主明君、主席省长、将军司令、教授人、贩夫走卒、企台司账……兴所至，不是“口占一绝”吗？年的名质翁文灏，海做行政院院长，干不了，回关门，别人他在“闭门思”；但是据中央社的报，他却在“闭门做诗”！
笔者50年代初在国“打工”生，曾与一些老华工“唱”一番，在那“牛马”不的生活环境，一位老唐人竟做些四平八稳、胡适所谓“acceptable”（）的律诗，我读他的“早知身本非金石，已听人呼马牛！”的诗句，再他那“朝弃民”的苦力生涯，顾影怜，真泫。
我的炎黄子孙的感情是最丰富的，伤忧国、死别生离、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照例诗言志，“咏怀”一番。那在哥讲中国诗品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便常说：“中国的诗是有其悲哀的传统的！”
我国的诗人从屈原余光中——胡适等少数“乐观诗人”除外——“咏怀”，照例“伤感”一番。不“伤”何“感”人？尤其是在破人亡、绠断篷飘际，“伤感”更甚，“悲哀的传统”因就益显著了。50年代在海外漂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愁旧恨更是说不尽了。有愁有情，难免就“咏怀”一番了。
杭州的潘三爷说：“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姓景的头巾店，本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精光！他每日在店手拿着刷子刷头巾，口哼的是‘清明节雨纷纷’，那买头巾的店邻了笑。”
50年代待在纽约的中国文法科留生哪潘三爷所说的杭州“呆子”相比，他中就有几拿“两千银子的本钱”。岁尾周末批“宫锦夜行”的“西湖名士”又无归，无处。但是“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每每物类聚，形一些欣赏文艺我陶醉的团体。霜晨月夕，赫贞河畔，熊山头，就彼此欣赏吟风弄月一番。人了，“酸”，酸味就中了。“麻”，一人就不觉其麻了；所搞很劲！
战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所组织的文艺团体最早的一便是1951年由林语堂先生所领导的“风社”。林语堂博士比景兰江老板本钱。他拿一笔不的产，创办了一型的《风月刊》，由林先生的二女儿太乙主编。
顾名思义，《风》的风格是旧日《西风》的延续。笔者太乙姊妹的爱人黎明是哥的同朋友，不期的就变“风社”的员。林语堂师那比《儒林外史》那位主持诗社的胡三公子更慷慨。《风月刊》竟五块金一千字的稿费（那哥的生工资是七毛五一）。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批太乙很熟的同因变了产。新诗、旧词、说、散文、传记、随笔……“主编”中，我就量炉。
那是乱，海内外中国文坛一片沙漠的代。太乙杂志一版，荒漠甘泉，竟不胫走。一些在30年代便很有名望的批评，居透林先生我批“企台”通信，讨论各“文艺问题”。些批评中最的一位就是近在咫尺的胡适了。
太乙有一次告诉我说：“老胡适在我的杂志。十分羡慕！十分羡慕！”其实老胡适那平淡笃实的文艺路线幽默师轻松俏皮的灵文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他老朋友间各其所，彼此保持了互不拆台的友谊。
《风》那虽是一份相风行的刊物，但是始终入不敷，纵是富林公，亦不堪其赔累。那的海外华人烽火余生，在衣食难周，毕竟阅者众购者寡。加林府全已决定南洋，无继续在纽约办报，《风》幼苗未即周岁就随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