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本书是我人已版的著中，功最深、费力最、遭遇困难最的一部有原始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了七十年的岁月，始制造本书中许惊人的故。我则了将近六年的光——平生治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才它中、英双语记录。
本书原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所订的合约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行，始加整理、润色，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李氏忽1965年夏，秘密离，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便无法着手——盖格术界的规律，李氏位“口述者”一，我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亦不应易其一字，所本书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处，就毋待赘了，祈读者知谅。
本书的者，虽限李公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巨著”。“口述者”“执笔者”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此，则“执笔人”协调方，呕沥血情，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另有文字记录，聊备鸿爪；至撰写期间所遭遇的术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略有代。总，本书动议磋商付梓行历逾二十年的一系列程中，它嵌在我人生命史的痕迹，是苦是甜，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终现在形式版，说是“执笔人”的一部“愤”吧。
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我年不顾一切，坚持份中文稿——份哥伦比亚口述历史部所完的唯一一份汉、英双语稿——写、留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则反映在代史籍所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做“一朝子”的人物，他是“近代中国”座高楼厦中的一根主支柱。有根柱子，则今日座厦，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在“近代中国”生其支柱的呢？我试翻史册，就不难一目了了。
中国所形今局面——不管是是坏——国民党年的“北伐”（1926～1928年），实是代中国一切展的根源，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历史实。但是撑“两广统一”（1924～1925年）半边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早）。
广西1925年秋季统一，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位青年将领的领导，竟一反各省割据雄的势，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怀抱“共同革命”。在那人行足影响一国政治展方向的代，他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襟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一决定，才使“北伐”从构实。在他三人中，李宗仁实是决定的人物。他无“黄”，无“白”，却不无“李”。
广西的统一两广的合，实系李宗仁的一念间。李氏一念及邪，则那风雨飘摇的广东方势力，所谓“元帅府”，是经不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的暗潮是国共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际，李宗仁那支“七军”，实是势足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支中间力量的何使，实凭其指挥者的人意志藏取舍，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人决定，支配了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国民党政权在陆代日中，实是1928年底，张良“东北易帜”日。不论治绩何，维持东亚陆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不由，国民党1928年统一陆，竟同一幅“青白日”旗帜，“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在东北边陲打“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打“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业，便泡影，永不再。
桩历三载（1929～1931年）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言人人殊。“言人人殊”的争辩，今恐将延续一千年，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姑置是非不论，谈实，则桩国民党党军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1929年初“武汉变”。其接踵的“中原战”“扩议”（1930年），实是“武汉变”所触的连锁，李宗仁正是“变”的两造一——说他是始俑者，甚至说是罪魁祸首。1929年，果有一役“讨桂”战，则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局面了。
李宗仁人的态度，1933年的“闽变”、1934年的红军长征、1936年夏季的“六一变”是年冬的“双十二变”，有其决定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方势力，盘踞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义，西北的诸马，他南京的态度，半是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他二人毕竟是挂着“青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最有实力的股东。
桂系在年的方势力中，是有其“带头”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方建设的绩，足各省模范。李、白二人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诸侯，闻风景从。他二人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变”所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审慎，不说张良最“忏悔”，有其一定的影响。
“抗战”始，桂系尽释前嫌，无条件“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的兴奋剂定丸。名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有一百分，则抗战始，就难继。
但是我亦不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重，是国民党政权军令、政令始终不臂使指、绝统一的最障碍。相反，“桂系”与“中央”，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则国民政府治的一切内部问题——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的方政治军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均迎刃解。
“一党专政”不是中国政治问题的核；专政无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言曰：“国败，由官邪。”（《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所不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是非虽不易谈，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实是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中央”的实力派。在整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终无完卵，是他罪有应的。
国民党在抗战，辛辛苦苦倭寇手中夺回的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残结果。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本（马歇尔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割江治。1949年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力的斯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令。据年军名将魏德迈观察，国民党尚余“一扫帚”，便足阻止中共打长江，况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堑弃守，任共产党的军队席卷华南，秋风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头，固知国民党年溃败，经济、军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派系残间。
李宗仁向笔者力辩，渠年绝无“逼宫”。白崇禧斯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野，亦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无“彼取代”。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有其“宁赠朋友，不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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