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议是在5月旬在广州召的。凡属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委不愿与南京合的，纷纷广州参加。同由非常议议决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委员，汪兆铭国府主席。通电求蒋先生野。
5月28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立，我是日广西应约前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垒，今又释嫌修，共议北伐计了。我广州，中枢人齐集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的一务便是整军，拟北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1931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宁方军队生接触。忽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降，将内战风云立吹散。
“九一八”变爆，张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战，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恢复由，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议乃推汪兆铭、孙科、邓泽、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蒋中正息兵野，粤方动撤消政府，双方合，一致外。
12月15日蒋氏终被迫通电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暂党政最高机构。表面，全国党政复归统一。
蒋氏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泄愤。此见蒋氏残忍的本。蒋氏每次野总杀一二员泄其中的积愤。1927年8月，遭难者十军军长王培十四军军长赖世璜，次却邓演达。1949年野，遭殃的则陈仪。三的生，前一辙，实怪。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南京、海、广州几同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四次全国代表。南京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海则汪兆铭系的“改组派”所主持。三方各选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体统。
蒋氏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在南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选任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孙科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中旬，汪、蒋晤杭州，商议合，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1月25日孙科辞行政院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沪战爆，战火扩，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停止，各维持现状。我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变相继生，国难日深，我抗日报国，实应登高卑，从头做。因此1931年秋，我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从根本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原在外省做的桂籍军政干才，叶琪、李品仙、廖磊等倦游归，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一阶段内的广西，说人才济济，振一番。
在群贤协力，我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副总司令。叶琪总参谋长，廖磊七军军长，夏威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任职人员俱是一选。
1934年本省召集“扩党政军联席议”，中通“广西建设纲领”，具体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一纲领便广西的“根本法”。致说，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拟定的。
例，三条规定：“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人民卫、治、给力，树立真正民主政治基础。”一“三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方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九条：“施行社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十二条：“运金融政策，扶植中工商业。”十三条：“适应民生需，公营重工商企业。”此等等，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扬“民族主义”。
所我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一“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全国一榜，逐渐达复兴中国的最目标。
在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在黄绍竑治的广西，行政效率已全国各省冠，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九一八”始的。
我认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务急，则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匪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广西所匪，有数重因素。一，广西人民的构分极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致说，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有客，及少数民族壮、苗、瑶、彝、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广西人勇斗狠的习。习固练兵，易养惯匪。二，广西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是养盗窃的主因。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盗”，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铤走险。
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未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兵匪，兵匪，终无根治办法。至传统的方民团制度，更是无。所谓团练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治标治本，双管齐。治标的方法，即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受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校”，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期半年，增至八月。训练的主科目灌输现代化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例方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军训练。一言蔽，即训练批足推行“三政策”的青年干部。
些青年受训期满，便分各县任村长、乡长镇长。由他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乡、村公所内，由乡长、村长农暇，集中壮丁，加军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一或两联队，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在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方土豪劣绅的反，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桂参观的络绎途，广西的治绩颇致称。
同，我的教育经济建设齐头并进。新政策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龄儿童强迫免费入，并利夜校教育年失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减。
1933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不足，向富农或主高利借贷。消灭一高利贷，便是我“积谷”的最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保管。每村更抽若干，积存乡公所，借挹注贫村。积谷，凶年防饥，平则借予贫农扫除高利贷。贫农无利贷谷，唯秋收归，每百斤若干斤，填补新谷折耗。
公产且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业，补助教育、兴办水利、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民享，类似西方的合业。积谷累年有盈余，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