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汉撤退，我方主力部队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不，敌人因深入我内，战区扩，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有陷入泥淖势。故无力我全面进攻，有各战区不间歇的战斗，但每次战期亦不超一月，真所谓势穷力竭、捉襟见肘了。
1938年11月间，我偕五战区长官部退至枣阳，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该处，与我商防务。李部所辖的八十四军在应城一带突破敌人包围圈，达随县。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左翼退，同达。我便命令两军在随县布防，待敌军袭。我长官部则暂设樊城。因按军令部武汉失守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计包括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则敌的别山皖北、皖西、鄂东各县在本战区防内。故樊城实指挥本战区内战的最适中点。
长官部樊城，我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残了的部队约十余万，加整顿，重行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一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洪山两据点，便随向武汉外围击，同与平汉路东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通，使敌人疲奔命，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
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所在，故视我桐柏山、洪山两据点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日军四面受敌，暂无足够兵力扫荡我五战区，我因有充分间重行部署。1938年岁暮，我在樊城从容年，未受敌军扰。
孰知正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我方阵营的悲观论者却人意料背叛抗战，始做投降的活动。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主席汪兆铭突秘密离渝飞滇，前往越南的河内，并表反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兆铭的叛国虽我意外，但是他的反抗战，我实早已亲领教。我在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专诚拜望汪先生，见汪氏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仗，够打吗？”说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办呢？不是我动打呀！是日本人逼我抗战呀！我不打，难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言。许他已认定我是战分子，不理喻吧。那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低调俱乐部”，前方抗战最紧张、方民气最沸腾，批悲观分子却打着“低调”旗号，在方泄气，实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区全部沦陷，他悲观了绝望的程度，乃索不顾一切，掉头投敌，汉奸了。
但是我应该说一句公话，便是汪兆铭了汉奸，却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例汪氏投敌，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奎五战区内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终汪世，未尝片纸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义所在，纵是卖国贼颇觉不已甚，我抑制。
汪氏投敌，五战区中袍泽虽亦纷纷议论，究敌忾同仇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1939年初，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十军军长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师，平汉路东别山区潜至路西。原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在安徽太湖、潜山一带战的，徐部川军杨森部的二十七集团军及川军王缵绪部的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杨、王两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则奉命入别山，协同廖磊部在该山区游击战。
前在《完北伐》一章中曾提及，徐源泉原张宗昌的旧部，经何濬的居间，在津一带向革命军投降的。嗣何氏即引徐部己人，徐仗何在中央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别山潜路西，实犯军法，无奈何濬在中央其缓颊，遂不了了。
再者，此次武胜关失守，亦由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听调遣所致。我抵樊城，便呈报中央，求严惩胡宗南。孰知此电报竟石沉海，永无反响。是，武胜关一带失守的责任问题，亦不了了。
此均见中央政府的治军、治政，全人依归。凡中央“嫡系”部队，或与中央生“通”关系的，因不听将令、不受指挥失城失的，不了了，实在不章法。此行效，敌抗战的效就减低了。
二
1939年4月，敌人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乃思扫荡我五战区的主力，巩固其武汉外围。4月旬，敌方乃集结其中国派遣军的精锐：三、十三、十五、十六等师团四骑兵旅，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其初步战略，扫荡我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的部队，占领随县、枣阳。其二步目标，似在占领我襄阳、樊城与南阳。敌方完此两项战果，则武汉安磐石，我军平汉路的威胁，解除了。针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洪山两据点，与敌长期周旋。
我判断敌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中央突破，直捣襄、樊。所我方的部署，即主力的八十四军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张忠的三十三集团军担任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襄河两岸的防务；孙连仲的二集团军孙震的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襄河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军担任。
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我方谍报人员何益海拍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我所料。
前已言，何益君（化名夏文运）原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接洽担任我方在敌的情报员。抗战爆，何君即敌工掩护，并其人年培植的友谊，与反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知鹰二等相结纳，由知君等供给最重的军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说是独一无二。所关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应验若合符契。每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所军令部曾迭次电嘉奖五战区情报科，殊不知此情报实全由何益知将军处获供给的。嗣知君因反侵华调职，乃另介一人与益合，继续供给情报。直至太平洋战生，日军进入租界，何君因间谍嫌疑，日方搜捕逃离海，我方情报始断。此我须特别提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我方搜集情报，全系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未受政府任何名义，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何君爱国志士，甘做无名英雄，其抗战功，实不。
我既获何君的情报，乃一面转报中央，一面在敌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布一陷阱，预备一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随、枣吃紧，中央军令部曾调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的五师前增援。汤部徐州撤退，即调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乃又北调，沙市渡江五战区。汤军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轮赴渝，向委员长有所请示。所部陆续4月中达襄、樊一带，听候调遣。我便命令汤部五师迅速往桐柏山的南麓，桐柏山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我军正面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区，汤军团即迅雷不及掩耳势桐柏山冲，一举截断襄花公路，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歼灭。
我判断敌人此，是骑兵与机械化部队主，意在速战速决。且因不知我方在侧面桐柏山匿有重兵，必主力沿公路西进，坠入我袋形部署内，招覆灭无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线敌我已有接触，汤恩伯适重庆返抵前方，樊城我。我便将我所的情报及计划歼灭敌人的部署，说给他听。未待我解释完毕，恩伯便脾气，说：“不行，不行，你不胡乱拿我的部队牺牲！”
我再耐向他解释说：“你桐柏山方，有什危险？……”不待我说完，恩伯便牛，竟不听命令，拂袖。在任何战争中，前线危急，部将不听主官约束擅行动，是犯法的。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常。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就见了。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敌与我军始接触，随枣战幕遂启。襄花公路沿线俱系平原，敌人因尽量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敌坦克在阵横冲直撞。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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