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釗在守所裏，有時間細溯一己的歷史了。
釗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他寫著《獄中述》，反省著己的生命歷程。
他被關在門口掛著「優待室」木牌的單間裏。《晨報》報導，蒙難的李釗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儼一共產黨領袖氣概」；「聞在廳甚受優待，唯守特別嚴重。」獄中，女兒李星華曾隨一同入獄的母親見過爹爹一面，是過堂時核實一身份，爹爹的極為冷漠的表情曾令星華頗感不解甚至憤懣。當時的報紙說，李釗「在獄二十餘日，絕口不提」。為何冰冷霜？許有一種解釋，即他主意已定，決意赴國。
絕數寫李釗入獄後的文字說他曾被嚴刑拷打，受盡酷刑，手頭一份最新版的《人物》雜誌說更狠：「兇殘的敵人施酷刑，竹簽釘進他的指縫，拔掉他的指甲。」
恰在我思索著八十年前這些掌故的真偽的時候，妻在另一間屋宋春麗陳寶國等人主演的電視劇《紅岩》，且正了不敢的情節：國民黨軍統局的守所「渣滓洞」裏，審訊者喪盡人竹簽紮進了江姐的手指尖。
是，說李釗遭受過這一刑罰卻讓我難置信。與他同時入獄的女兒沒說，反倒有剛才引過的「聞在廳甚受優待」的消息。紮竹簽、拔指甲類的辦法不是來對付一位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的。一入敵獄必遭酷刑，這是一九四九年來藝術品的一種模式，於是乎，人們就跟著、編劇們相信了：人被壞人抓來，就必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潑。我我的同代人從就背熟這個公式了。歲數漸，讀書漸，思索漸深，便漸對因襲的說法有了懷疑。許並不絕對吧：階級敵人不是逢人便打，逮誰揍誰。那樣的話，他們忒簡單了點兒。專制體制的殘暴是全方位的，刑是一種殘暴，感化是一種殘暴——讓你放棄原有的信仰，背棄人生的選擇，賣己的同志跟他們同流合污，讓你的後半生一直處於良的責中，這不是一種殘暴？且是更難抵禦的殘暴！李釗乃社會賢達，知名教授，對這樣一位政治犯，當局理當不會像一般刑犯一樣對待；況且，一個意志堅定的理主義者是視死歸的，豈是吊打或紮指頭所屈服的？
不妨舉幾個例子：
先李釗入過北洋政府監獄的中共首屆中央局員張國燾，曾被風傳遭嚴刑被打折了一條胳膊。但當他獄海後，卻對關此的同志否認：我未受刑啊！令人頗感意外。
後來的國民黨政權對落入己手的共產黨人的摧殘甚於軍閥政府，但他們對中共重人物並非個個刑伺候。陳獨秀服刑期間，不光獨處一室，有人伺候，且還不斷接待來客，甚至還寫信給蔡元培為其他政治犯求情。
瞿秋白被人指認來後，沒遭虐待，他一直被管於國軍三十六師師部裏，生活受著優待不說，且還有足夠的時間伏案寫，不那本彌足珍貴的《餘的話》就不會傳世。
先是中共中央版部部長、後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託派」）中央常委的鄭超麟曾兩次被關進駭人聽聞的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守所，但他從沒受過刑，倒是寫「強盜確是受罪犯待遇，我們則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監獄時，他聽旁邊屋裏有受審者在慘叫，居「跑過，一個包打聽（便衣特務）阻止我，他說：『你們不。』完全是意的阻止」。
當，對層共產黨人士不施刑並不一定說明統治者的仁慈，瞿秋白等千萬的共產黨人不就被槍斃了嗎？對政治犯的留與殺完全是按統治者訂的法律當時的政治需定的，有時並不非有理由才動手。
李釗應該沒有被刑訊。刑訊往往因被審者拒絕回答問題被強施，李釗不是，他不屑於隱瞞己的信念與工情況，他很痛快回答了法官的提問，且，每次審訊結束時，堅持來審訊紀錄細一遍，被記錯的意思寫錯的字一一改正。尤其那篇傳世的《獄中述》，更是披肝瀝膽，磊落坦蕩。他的態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
既已經此，那就有實話實說——他己說明明白白嘛！
「黨案」發，舉國驚。「黨魁」守常先生乃社會名流，北教授，落入軍閥手，是凶吉少，況且有前不久張宗昌處決著名報人林白水為例。於是，安國軍總司令部裏，處一向果斷的張霖總司令被各界的說項鬧撓頭來。
北京學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長們連袂求見「少帥」張學良，請其向「帥」轉致寬恕李釗意。被張霖倚為腹的楊宇霆來轉達了曾任前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的說情，楊本人主張對李釗寬處理。被袁世凱所倚重的楊度則代表政府智囊團「政治討論委員會」與司法總長同來求見，求將「黨案」移法庭依法處理。頗言論由的報紙更是說三四，有的對李釗的人格學問表示欽佩，勸當局不輕易處置這樣一個人，還有的主張終生監禁李釗，讓其在獄中寫，有人主張殺一儆百。
張霖舉棋不定，便馳電詢問遠離京城的吳佩孚正在前方帶兵打仗的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們的意見。正在拼死抵抗北伐軍的部將們還說什麼話？尤其那位擔任安國軍副總司令的張宗昌，甚至怒氣沖沖反問老司：
前敵將士因討赤死者不知若干，今既獲赤黨首人物不置諸法，何激勵士？
於是，張霖不再猶豫，頒發了「殺無赦」的命令。
李釗是舊文化與現政府直言不諱的掘墓人，是夠掀民眾運動巨浪的政治領袖。這樣一個人落入統治者手，其生死完全取決於當政者對國際國內、歷史現實的考量，這與他在獄中表現何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四月二十八日午，一個令人斷腸的慘澹黃昏，安國軍總司令部發一紙佈告：
為佈告，案查前據京師員警廳報告：東民巷遠東銀行及舊俄國兵營內，有共產黨人李釗等組織黨部，宣傳赤化，迭次開會，密謀擾亂、危害政府等情。當經偵明，拿獲李釗等數十名及俄人奧紐夫等，並槍彈、旗幟、印信證據等件。當經該廳將捕獲情形佈告，一面檢查證據，提犯預審；復據錄供呈報部。經本部組織軍法會審，訊明李釗等實系赤黨，宣傳共產，意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茲已依法判決：
將黨魁李釗，黨犯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洪、謝承常、路友、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應良、吳平、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各處死刑。
又情節較輕舒啟昌、謝光霈、孟祥、郭林一，各處徒刑十二年。
其附犯李雲貴、韓子明、呂玉、張旺、趙玉發、張全印，各處徒刑二年。
已於二十八日執行在案。除將俄人奧紐夫等另行審判外，合行佈告，俾眾周知。
據查，軍法會審所「依」的「法」是《陸軍刑條例》二條七項規定。
次日的《晨報》披露：
首登絞刑台者，為李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其他則不免望刑畏，面無人色矣。
我真是一個喜歡後人度前人腹的探究者，還愛對既定的結論己再考證一番。正因此，我才在李釗墓前揣這位堪稱完人的共產主義者從被捕後被處決的最後二十二。
我常的是這樣一個被研究者們忽略但卻又極為重的問題：李釗在黨內的威望與職位為什麼不相符？換言：他為什麼一直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末，中共「一」時，他另一位最該會的陳獨秀沒現在海灘的那座石庫門房子裏。說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但真等首屆黨代會召開了，他們卻一南一北，雙雙缺席了——「南陳」在割據的廣東政府當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派了個代表包惠僧與會；「北李」則正在北京忙於參與教育界向政府的「索薪」，連代表他的人沒有。陳獨秀沒來，仍當選為中共一屆中央局一任書記，李釗呢？卻什麼不是。
翌年七月，中共「二」在滬秘密召開，李釗還是沒有會。本屆黨代會產生了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與張國燾、蔡森、高君宇、鄧中夏五人為中執委委員，李釗僅為三名候補委員一。陳由中央局書記改任委員長，陳後的那四位年輕的執委，除了一個蔡森，全是李釗在北京的學生啊！導師李釗是北方區負責人一，但還不是一手，北方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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