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為中央接收舖路。＞
了十月裏，汪精衛知為日無，決定留一篇最後的文章；但已無法書寫，口述，由陳璧君紀錄。
就在這時候，磯國昭突來探病，實是來「送終」。汪精衛覺這個機會必須握；他他最的一個願，向這個已在求的日本首相最後的「奮鬥」。
「首相先生，」他說：「關於中國東北及內蒙的位問題，日本必須重新考慮。果在這個問題，不滿足中國人的願望，中日間永遠不有真正的平。你們現在所的努力，完全是白費氣力。」
磯聽了這話，閉眼了有兩三分鐘的考慮，後睜開眼來，鄭重的語氣答說：「我負責奉告主席閣，這個問題，並非不解決；中國東北及內蒙的位，應該有變更的餘。但是變甚麼樣子，完全視乎在談判時，對於解決中日共同利害問題的談判定。此刻，我無法任何預測。」
磯等於來替汪精衛打了一劑強針。從「滿洲國」立來，日本的軍部，內閣，在這個問題，從沒有讓過步，即使是九月十七日的「御前會議」，對於對華談的條件，仍堅持「滿洲國」的「現狀不變更」。是終於有「改變的餘」了！縱或磯的話中暗示「改變的餘」極其有限，或者需中國在另一方面極的犧牲，為換；但畢竟是一項原則的打破，有了一個點，就站住腳，逐步推進，不難達恢復原狀的終極目標。
因此，汪精衛便有了一段比較我鼓舞的《最後情》。他在題記中說：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謂操危慮深。今國演變不知；東西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譽正，專人妥為保存，於國適當時間，或兆銘沒後二十年發表。
所謂「適當時間」是何時，汪精衛己說不來。但《最後情》顯已與離開重慶時所抱的失敗主義不相同；一開頭就說：「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變；我由孤立無援與英結為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慮其不實現者。」
「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遠東日本獨霸局，各國袖手，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我苦撐糜爛底，解東方日本威脅，隱弱我國本。為蘇俄計，實計！為中國計，詎供人犧牲至此，不圖保存保全？捨忍痛言莫若！」
不但情改變，立場亦已不同，隱隱贊與英同盟抗戰了。接來正談發平運動的原始動機。
開頭一段話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場。不但他承認，「脫渝主」是「與虎謀皮」，目的是「為淪陷區中人民獲若干生存條件保障。」又說。「即將來戰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還政府，亦當勝於日本直接卵翼組織或維持會倫。」
這是指「維新政府」、「臨時政府」言，在後面還有一段解說；蔣委員長守土有責，無高唱議理；其他利抗戰局坐觀敗者，亦必於蔣言後，造為謠諑，促使國府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兆銘脫離渝方，不無礙於渝局；非深入陷區，無保存其因戰爭失陷部土；既入陷區，則必外與日人涉，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各政權涉。
即國府過所打倒者吳佩孚，所斥安福餘孽梁鴻志、王揖唐輩，及日人特殊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叛將，銘亦必盡量假詞色，期對日涉無梗。
這又是反共的進一步引申，果蔣委員長一有言的表示，延安的共產黨，立即就會展開猛烈攻擊，「非兆銘脫離渝方，不無礙於渝局」，雖是表功語，少是實情。
汪精衛知，他的「脫渝主」是「行險僥倖」或者「不為一時一國人所諒」，不過他是這樣：國際情勢演變，已至千鈞一髮的局面，此時不趕緊辦法，將來「內外夾攻」，更艱險，更不忍見的局勢發生，許「為謀不」。所謂「內外夾攻」是指延安的共產黨將於戰爭中擴。在那個時候來說，許高估了延安，但不不說他是一種法。
接來，汪精衛說他近年來的主張是：「說老實話，負責任。」他的「老實話」是「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產，仍為國父所云次殖民位。戰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瀕於無忍受一境。侈言強，徒勵民氣於一時，不救戰擴未來慘痛遭遇。盡早結束，我或苟全於世界變局外，樹與國，暫謀康，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實求是，切忌虛驕，日本亦不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一日。」
所謂「負責任」，是說他從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幾年來「跳火坑」誓；個人生死，置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這兩段話，說少氣沒力，還不不說。但有段話，卻很動聽：「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際，著中國存亡問題，為中國未來，當於中日三國聯盟求路。蓋日人偏狹重意氣，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有遠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利，對我國建設加諒解，東亞前途，尚有為。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向無積憤，引為經濟開發，振興實業助。」
由於汪精衛對日本的戰，所知的真相不，所雖認為必敗於國的「海空兩權」，但卻了「搖瞻」的字樣；即是「遙瞻」，還來及補救，「早日覺悟及此，中國為日謀橋樑，歸還中國東北四省領土主權，則中國當為勉籌化干戈為玉帛良圖。國父遠主張，便一旦實現。」
提國父的主張，正順便表白，他說：「今兆銘六年來，僅與日人談國父亞洲主義，尚不談民初國父主張，即因日本人軍人氣焰高張，不知亡國斷種於俄頃者。」同時，他憂慮日本軍人戰敗後的態度，「中國目前因中聯合，固站穩，戰至最後，日本軍人橫決思，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辱，勢不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必相激盪，傾於反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有慮者。」
至於他的「政府」突「對外宣戰」，亦知「貽笑外邦」？殊不知「強弱國，萬無同盡，有則強我為餌」。汪精衛說他是利這種情勢，為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一種權宜手段，對英實無一兵一矢加。接著便談「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宜，因勢利導」，終告實現，這是他引為快慰。當，這是他的欺人談；因為他不會不知國與中國談判重訂「平等新約」，日本便不不搶先有所表示的實。
由此，汪精衛檢討了他的對日涉，雖是「與虎謀皮」，卻有兩方面談。
一是「『國府』目前所在區為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為淪陷區人民；其所涉對象，為淪陷區中鐵蹄蹂躪敵人」，因此，他「涉有，無傷於渝規復；涉無，仍延緩敵人進攻。故民國三十年有句雲『不望為釜望為薪』」。
二是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簽訂時，他兩任行政院長，「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我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維新後，號稱民主，皇制度，軍人有帷幄奏權，清末兩次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肆橫欺，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集體壓迫，早乘釁動矣。」
「人將死，其言哀」；汪精衛一生言炎炎，一著錯，滿盤輸，此亦不不低聲氣，乞取歷史矜憐的哀鳴：他說：「銘蓋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奮鬥歷史於不顧！亦此為歷史所未有非常時期，計非此險局危策，不足延國脈於一線。幸有一隙乘，國土重光，輯撫流亡，難難餘生，有識者亦必兆銘腐為哀，尚暇責銘謀不當乎？」
所謂「險局危策」，充其量是爭取「喘息機」；他說：「銘主張，其基本見解：為日本必不亡中國。日本本身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利，及知其不利，我已喘息機。」這話跟他前的言論是有矛盾的，前他說：「我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平則共存。」現在卻說：「日本必不亡中國」。無論古今中外，傾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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